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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的框架虽然没有在中国社会史界正式形成以方法论相号召的局面，但其切入角度却已开始广泛影响社会史个案研究的选题角度，近几年国内社会史选题倾向于风俗史、城市史及宗教社会史，可以说多少与此架构的传人有关。同时，思想界对此框架的质疑与批评也开始出现，一些批评者认为：所谓国家─社会模式的使用，渊源于自由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秩序的描述，比如哈耶克就通过知识的个人性质，知识的分立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必然的无知”,来论证市场模型和社会自治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合理性。这个判断其实根本无法解释出自由与计划的界分根源，我们只有在社会史的意义上，把市场社会看作一个历史的构造过程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自晚清以来，中国市场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家改革政策实施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接受已经形成的国际市场制度的规范。在任何意义上，中国市场社会都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由国家创构的过程。政府活动与市场活动的相对分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实质是把国家转化成为一种内在于市 场调节的因素。（60）
把市场社会的形成看作是由国家创制的一种过程其实并非新论，作为社会学家的哈贝马斯就曾经从历史的角度描述过公共领域的发生过程，以及在受到国家干预之后的崩溃过程。从发生学上说，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物。因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 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物，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61）
关于“公共领域”的崩溃过程，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时期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来的社团，或者从公共领域中成长起来的政党，这些机制与国家机器一起，从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均衡。（62）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消解了私人领域，同样，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相对同质的公众这一基础也被动摇了。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斗争侵入公共领域。（63）结果，各种组织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结社法的限制，它们公开要求把许多个人的私人利益变成一种共同的公共利益，把各种组织的特殊利益表现和证明为普遍利益。（64）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哈贝马斯已把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视为国家创构的对象，但他与以上中国学者批评国家-- 社会框架有所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把国家对社会的创构视为一个单方面进行的过程，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到了社会层面对这种创构的反应，进而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是外部支配与内部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学者则由于过分强调从十九世纪以来才渐渐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创构能力，并把它推向了极端的地位，因而极有可能忽略国家之外的民间场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真实作用，因为既然所有的现代空间都是由国家创构的，那么任何民间场域的界 定，就都可能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和虚构，可以完全不予考虑。
国内批评国家--社会框架的学者如汪晖可能受到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秩序研究的影响，特别强调要反对把市场/计划、社会/国家等二元论结构完全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关系之上，而是要把市场社会关系的扩展视为一个全球事件，否则我们根本不能理解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的重大的，从内部来看几乎是偶然的转变。（65）必须承认，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予以突出强调，有可能辨明以往被有意回避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全球背景下趋同的运转机制，也有利于揭示市场/计划模式在经济学解释之外的政治社会涵义。并使我们敏锐感受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创构力量之间拥有什么样的衔接关系。同时，强调外部力量的干预性也可以避免传统解释人类学把地方文化当作一种共时性的原始隔绝形态予以把玩的“东方学”心态。这种观念把外部力量表述为地方文化单位的内在组成部分，即使我们划分出一片具有原始形态的文化区域作为研究标本时，外部力量也必须作为过程作用的要素被考虑在内。（66）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分析把市场/计划，国家/社会的二分模式视之为科学主义解释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把“科学主义”的解释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认知的方法，其批判的锋芒极有可能超越中西文化比较所一贯采取的抽象认识框架，而把思想状态和认识方法还原为一种社会行为。但这里面也蕴藏着一个危险，即由于过于强调科学认知方法作为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却忽略了这种社会关系在局部社会建构与制度变迁中的具体变化形式，特别是其以传统形态体现出的与外部压力相对抗的表现方式，我们往往就会误把仅仅作为外部控制因素而起作用的力量，当作改变或决定中国社会本质的力量来加以看待，最终可能重新回到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宏大叙事”的老路上去。
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不把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创构社会的影响放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辨析，甚至无视中国“传统社会”（包括民间制度、理念、仪式、组织）对这种创制所作出的反应和自身的展现形式，而仅仅突出全球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家超越性的塑造功能，我们显然也无法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走向。在我看来，对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整合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视角，只能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外部背景和参照系统予以揭示，而 仍然不能完全替代对中国社会内部具体运转过程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晚清以来，“国家”的必要性不是从社会内部的关系中加以论证的，而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提出的。人们普遍地相信，只有通过国家把民族组织成为一种法人团体或政治、经济和军事单位，才能够有效地保障社会内部的安全。（67）这种观点把晚清以来的思想变化完全归结为对“国家”创制能力的认同，显然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因为对国家创构能力的乐观性认识，并不是始终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条线索。从历史上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最初十年，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对民族--国家的建设能力和上层政治的改造普遍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这可以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号召国民效忠于民族--国家建构目 标的激情论证中清晰地加以感受。（68）
但是到了“五四”前后，知识阶层的这种乐观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变化的起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起国家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正面作用。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撰写的《偶像破坏论》就直接把现代国家作为偶像之一纳入应被打倒之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创构功能的质疑，恰恰是与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以强劲之势席卷全球而同步发生的，而且这种席卷态势发生得越猛烈，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能力的质疑也就越强烈，两者基本上处于反向互动的状态。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题并不是要在民族--国家的旗号下整合起各种社会力量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入侵，而恰恰是通过分解整体性的“国家”观念，来重构一种“社会”性的空间，以消解资本主义经济入侵所构成的社会不平等状态，这在无政府主义发表的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69）后来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当十月革命发生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数把它理解为“社会革命”而不是一种摆脱资本主义体系控制的“国家革命”.我们不要忘了，处于在野位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绝不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国家机构创制的参与者，相反却是当时国家利益的批判者。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切入进行的，其构思过程当然也与他们的在野身份相符，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社会”层面的控制。（70）当然，当共产党人从在野的形象转向正统地位以后，对国家功能作用的认识又有新的变化。但以上形成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一变化，而是把晚清以来的社会变迁完全归结为国家理念控制和主导下的被动过程，或者把种种变化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发生学式的外部影响，那么显然就有可能简化了近代中国变动的各种多元制约因素发生作用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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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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