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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深描“一定会把西方影响的外在纬度内化于研究过程之中，同时要避免使现代化”拯救论“处于独尊状态，因为我们目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般都是为描述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拯救作用而服务的。黄宗智曾经注意到，在八十年代初，当中美学者在相互隔离多年之后刚刚展开学术对话时，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尚能凭借对”生产关系“领域的研究与西方中国学强调人口因素的流派相抗衡，同时，黄宗智也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学者所持有的”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分别代表两个极端，” 封建主义论“认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局面，”资本主义萌芽论“则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扩展已促成了资本主义诸多因素在中国的出现，并导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与之相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无变化的观点，只是他们并不采取”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中”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 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106）黄宗智得出结论说，尽管大洋两岸的史学思维存在种种差异，但双方运用的主要理论体系实际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这就是所谓”规范信念“,但由于以后的实证研究积累证明了一系列悖论现象，例如商品化未必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持续扩展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由此引发了规范认识的危机。（107）
黄宗智是从整体上比较和把握中西有关中国学研究的差异的，如果返回到双方各自的研究领域范围内进行观察，实际上双方的研究深度和运思路径的自我更生能力和有效性并不对等。国内学者由于深受”五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化约论影响，论证大多从经济史角度入手，顶多兼顾阶级分析的政治史视野，很少顾及相关社会文化层面的分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说“仅仅局囿于经济史的分析架构，这是由于国内学者没有及时跟踪和批判性地引入当代社会理论分析的缘故。而在西方中国学的视野内，对中国传统制度和社会变迁因素的分析一直呈多元并趋，群论争鸣的态势，社会学人类学资源的不断交叉渗入，使之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更趋于细致化，构成了诸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曾经屡遭批评，但也正是在相互驳难的氛围中，中国学研究仍呈递进式的发展趋向。美国中国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与其说反映在具体研究呈现的多元形式上，毋宁说是反映在其通过知识共同体不断交互辩难，所导致的对创造性解释能力的有效发挥上。与之相比，我们自己的社会史研究虽然不乏出色的个人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共同体“和相互驳难的氛围去深化这些成果，使之发展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所以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始终形不成系列的概念化方法去应对西方中国 学的挑战。特别反映在中层理论的建构上更是如此。
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特别是与经济史相关的”革命史“研究中，往往只注重把农民描绘为一个整体的阶级，他们具有整齐化一的身份和意识，其行动往往也是跨越村庄边界的整体性表现，而没有注意农民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决于国家政权之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自然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西方中国学界就有”形式主义“和” 实体主义“的区分，”形式主义“者强调自然村为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如最终被整合于上层体系之内，或者完全结合于更庞大的贸易系统之内，”实体主义“者则从人类学的视角强调村级网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内部权力组织和宗教信仰的聚合力。（108）
让我们再回到黄宗智对中层理论的解释上来，看看他是否突破了自己所批判的”规范危机“的限制，事实证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实际上并没有突破他所假设的”范式危机“所设定的界限，仅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昭示中国社会内部无法酝酿出资本主义突破性因素这个命题。王国斌曾经批评说，黄宗智对农村发展的论证，把中心放在了人口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关系上，他所勾画出的图象显示人口增长的压力使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增加，精耕细作导致农业总产量增加，但每投入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并未增加，反而减少，甚至为负，造成经济发生”过密化“现象，黄宗智本来是想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而并不特别关注中国未发展起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但是在讨论中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 却又取决于前者。（109）
黄宗智的论证显然并没有突破他自己标示出的所谓中国学”规范认识危机“的限制，他尽管归纳出了中美学界两组对峙概念中包涵的共通信念，并揭示出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悖论，但并没有在社会发展的解释中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模式。他的结论仍可归并到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为什么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这一总体命题之中。尽管如此，他的研究又确实丰富了中国地区经济史中层理论的建构，主要是”过密化“概念对于理解商品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以后杜赞奇用involution的概念去分析华北农村社会组织和权力网络，就是受这一经济史思路的启发，进一步用此概念解释中国基层政权与国家控制的关系。就西方中国学研究的经验而言，虽然并不存在所谓真正的”范式危机“,而大多只是基于相似的”现代化框架“之内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冲撞，然而其现实意义仍在于通过中层理论的累积达致修正或丰富中国学研究的原有解释能力。所以我们中国社会史界要想真正与之形成有力的对话，不一定非得延袭或搬用其在特殊背景下形成的中层理论的内在理路和诠释手法，却必须形成自身合理性的中观本土分析架构，否则不但会陷入共通的解释规范的危机，而且在 自身的研究脉络里也形不成富有知识积累特征的学术传统。
除了大陆源自三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史传统的”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之外，八十年代比较有影响的替代性流派就是从台湾引进的”道统--政统“对峙论，这套理论的历史哲学渊源可追溯至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对中国历史与知识阶层关系的基本估计。（110）后来在中国思想社会史的研究中泛化为某种一般性的原则，这套原则为超越阶级分析的框架，精心为中国”知识阶层“构设出了一条贯穿古今的同一性精神脉络，并名之为”道统“,作为分析文化史、社会史的基本规范性架构，其内涵的前提是，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动，”道统“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都会保持其自身的超越状态，对这种超越与连续性的把握，有可能摆脱西学概念史对中国学研究的控制，并由此转化为一个完全的本土式问题。如此的诠释努力虽以历史学的描述体现出来，但与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立场的表述是相通的。
这套思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传承规定了数千年不变的历史”本质“,甚至在任何情境下，这本质都有可能转化为超越性的良知，成为对抗王权的思想资源。我们无需了解，每个时代任何阶层身份角色的变迁都可能是”本质主义“与”时代主义“互动关系的产物，而不可能具有不变的超越性。按照”后现代“的表述，任何阶层身份与行为体现出的历史灵动都是话语建构的一个结果和表现，以”道统“的超越性对抗现代主义的普遍原则，勇气固然可嘉，可一不留神也容易陷入现代的圈套，因为所谓中国知识阶层的良知与抗命精神常常被拉来与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德雷福斯“事件后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相提并论，无意识中中国的”士“又成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拉郎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知识阶层的过多关注，往往很容易使我们以为他们的言行可以支配中国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中，知识阶层的言行直接变成了导致社会变迁的准则，甚至完全成为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言人，因此，分析他们的话语行为规则就象掌握了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墨子刻称之为”中国式的乐观主义“（chinese utopianism） ,（111）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思维方式存在着由上而下（top--down）和由下而上（bottom--up）的区别，由上而下的模式假设了知识、道德、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假设了国家、多元市场和社会精神气质之间的关系，假设了官方政治理论、主流知识分子政治理论和民间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假设了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乐观主义认识论“认为，公共利益可以完全为精英所知晓并成功地加以推广，以为人类本性和历史进程包涵着强烈地实现这一利益的趋向，一个启蒙知识分子能够融合道德、知识、政治权力并有效地与个人自由衔接起来，结果一个好的社会通过个人与政府的协调而被创造出来。而所谓自下而上的”悲观认识论“则认为，特殊的团体与个人不可能可靠地拥有对道德与权力等领域的特权式分辨能力，基层草民的知识水准未必会低于官方和知识分子的理论修养。在这个前提下，根本没有办法融合知识、道德、政治权力和个人自由，社会秩序更多地要保护三个领域的各自自由，以防止声称比其他公民拥有更超越性理解力，并能将之付诸实施的”大同心态“.（112）当我们在选择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框架 时，同样似乎也应该避免这类心态的支配作用。
我在这里所要表述的是，港台风格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没有给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惊喜，因为它太偏重于对文化超越性本质特征的探索，而不打算破解”儒学“作为经验表述在各个历史时期被权力构造的制度表现形式，更不打算探究它在基层的变异及其社会根源。正如吉尔茨所言，解读历史应重其”意义而不是法则“,因为”意义“有可能在揭示其建构方式时才能被发现，因此”这种定位于经验，理论严密，重在象征的价值研究方法，它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就是那种由只建立于逻辑思考不建立于实际观察基础之上的理论出发而企图描述道德、审美 及其他规范行为的分析的衰落。“（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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