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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麟:不懂民间文学成不了大作家
  作者:罗永麟 郑土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16 | 点击数:9751
 


  像我来说,活了快一个世纪了,我看的东西恐怕比很多人都多,比如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等,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事,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我都看到过,而且我经历过。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经过就不简单,经过文化大革命你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个人来说,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很有收获,就是熟悉了人类的历史,这百年中看的东西,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一个人岁数活得越大,就越是随时要向社会、向人类的经验学习。

  ——罗永麟

  前不久,在华东师大,“罗永麟先生民间文学教学六十年庆祝会”开得热烈而庄重,当仙风道骨的罗永麟先生手拄拐杖从大门外走入会场时,来自海内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家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对这位民间文学前辈学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罗永麟,1913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四川自贡市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民间文学被正式纳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学计划时,罗永麟先生就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主要论著有《中国仙话研究》《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先秦诸子与民间文化》等。罗永麟先生是我国民间文学教学的创始人之一。

  以下访问,是笔者在罗永麟先生寓所所做的对话。该寓所坐落在华师大一村,是一栋小洋房,经过整修,前后是郁郁葱葱的大草坪,显示出勃勃生机。

  谈经历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四川老家的情况,好吗?

  罗:我自贡老家的房子叫“六一堂”。为什么叫“六一堂”? 主要是由六房人,曾祖父是六弟兄,我们是第五房,曾祖父是老五,家就是他发的。“洪杨之乱”(太平天国)时是真正的百万富翁,那时规模是很大的,在重庆、成都、泸州、富顺到处都有分号。主业是盐商,副业开当铺。小时候听祖母讲,每天晚上骡、马驮运银子回家,媳妇们最苦的事就是搬银子。罗世文的父亲就是派在重庆的代表,死在重庆的。“洪杨之乱”平息后,家族就破产了。

  郑:罗世文是第几房?

  罗:与我是同一房的。他跟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他的父亲跟我祖父是兄弟。罗世文很聪明,读书也很用功。中学毕业时英文都可以看书、可以写作了。学英文时,《鲁滨逊漂流记》整本书他都能背,跑到房顶上去背,怕影响别人。中文的诗也做得很好。我们家族很复杂,既是大盐商,又是书香门第,有二十几个留学生。我做学问主要是自学,我认为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就影响不是很大的。你看鲁迅等都不是靠学校,都是靠自己。我读书,基本上是我姑母、叔叔帮助,我姑母家很有钱,有几十万的财产。

  郑:你和罗世文、陶敬之(注:两人皆是著名的“红岩烈士”——歌乐山英烈)是否在同一学校读书?

  罗:都是重庆省立商业中学。商业学校全省只有这一所。我和陶敬之不同年级,他比我高一级。

  郑:抗战时期,您在重庆吗?

  罗:主要在重庆,曾回自贡老家住过两年。抗战时期多苦啊,我的行李就在重庆全部被轰炸完了。重庆大轰炸,死了一万多两万人。

  郑:罗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历。

  罗:那就很早喽。我当时在日本读书,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因为要到乡间调查研究,所以就接触到了很多民俗、民间歌谣、民间文学等东西,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是研究经济,但对民间文学、民俗感兴趣。这就是我最初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始。

  郑:在日本期间您接受了哪些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著作呢?

  罗:当时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到最早的是柳田国男的著作,后来就是关敬吾他们一批人的著作,但实际上我接触的面比较广泛,当时欧洲的,比如泰勒的《原始文化》,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宗教与科学》,这个时候有些接触,后来嘛就完全在自学的基础上,搞民间文学。因为我的专业是经济,民间文学、民俗学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的。

  郑:小时候的经历对您后来搞民间文学有影响吗?

  罗:小时候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四川重庆长大的。重庆属于巴渝。四川有一个诗人叫吴芳吉,他写有一首诗《巴渝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都会地方,它的对面南岸,完全是乡村,古代民歌的东西仍流传在民间,所以我从小对于民间歌谣都能唱的,我到乡下去有接触,这是幼年时代的影响。还有呢,我的祖母很会讲故事,中国的四大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她都讲给我听,所以我从小对四大故事就很有兴趣,后来教学时候就将四大故事作专门的研究。

  郑:那么,真正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哪年开始的?

  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民间歌谣这类东西,那时候有个叫林兰的,林兰在北新书局出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籍,我都接触了,这是最早的。当然林兰编的东西比较粗糙,但他把民间的东西、原始的东西拿出来了,后来研究民间文学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林兰对中国民间文学是有贡献的。

  郑:您自己最早研究民间文学,那写文章和教学情况又是怎样的?

  罗:最初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一方面接触到了日本和欧洲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民俗学,同时我们那个时候在日本,苏联的文化也接触到了,所以我最早翻译的一篇东西,就是《苏联大众与文学》,事实上这篇文章也是谈民间文学的,所以我当时除了欧洲的东西外,对苏联的民间文学也有所接触。

  郑:最早翻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哪一年?

  罗:我翻译的这篇东西,是1936年在《文海》杂志上发表的,叫《苏联大众与文学》(刊《文海》创刊号,1936年8月15日由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原著除村吉太郎,译者余颀[是罗永麟的笔名。

  郑:后来回国以后到大学里教书是哪一年?

  罗:到大学里工作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喜欢民间文学,我有个老同学贾植芳贾先生,他在震旦大学教书。解放初期,中国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要开民间文学的课,但找不到人,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很少,贾先生知道我喜欢民间文学,就来叫我了。当时三个学校开了民间文学课,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是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是上海震旦大学,当时钟敬文钟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赵景深赵先生在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就是我教,当时开民间文学课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那是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民间文学课——在旧中国大学里是看不起民间文学的。人民当家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中国跟苏联还比较友好,学苏联开民间文学课,而且这门课在当时是必修课,学一年,很认真的。

  郑:您跟贾植芳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罗:我跟他在日本时是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都要去喝酒,我19岁,他大概17岁,每天晚上到“烧鸟”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那时就是喝清酒,好玩,乱谈,年纪轻哪。他18岁时写了篇东西很出风头,《人的悲哀》,他跟胡风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写了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胡风,当时贾植芳还是小青年,唉,胡风给他发表了,还非常捧他,给了18还是20日元稿费,那时日元很值钱哪,相当于我们的大洋。我们当天晚上就去大吃了一顿。当时在“烧鸟”喝酒五毛钱就够了,吃了一两个月。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有些人我们看不惯,比如任白戈和郭老写的文章,让我们两个帮助抄,我们都不肯。那个时候我们都崇拜鲁迅先生,对郭老有看法。在留学生中,我们的文笔比较好,任白戈、魏猛克、周扬他们这一些人的文笔我们也认为是不行的,学日本人,欧化,就是周扬的文章也是欧化。有一件事让郭老很不高兴,郭老要翻译《资本论》,但是没有钱,要筹集五千块钱,喊我、贾植芳每人出20块钱,贾植芳说老罗你看出不出,我说我是这样想的,郭先生翻译的都是文学的书,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好像比较困难,贾先生说那我们就不出,所以我们两人就没有出。郭老对我就很恼火。我认为郭老的德文水平要翻译《资本论》比较困难。

  郑:郭老是用德文翻译还是日文翻译?

  罗:假如用日文翻译是很好的,郭老的日文很好的。后来北京的几个学者(当时巴金也在东京)也认为郭老翻译德文的《资本论》比较困难,都不赞成,结果就没有成功。我们跟郭老比较接近,我们不出钱,所以郭老很恼火。我跟郭老很熟,因为都是四川人。说老实话,郭老有学问,人特别聪明。比如说,写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他就在咖啡店的桌子上写,速度快啊,笔头很快,写完了就让人抄,我和贾植芳都不肯抄,郭老不高兴,好像不支持他。因为我们不赞成他同鲁迅两个人吵架。我和贾先生是中立派,也不反对鲁迅,也不反对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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