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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文物事业到民族博物馆的实践
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认为，民族博物馆既可以供给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又可以表现每一个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故曾创议设立中华民族博物馆。
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23年间，一直主持民俗陈列室和古物陈列室，同时兼任广州市立博物馆民族和民俗部主任。他也认识到建立博物馆的重要性：“人类科学的研究若脱离了博物馆便等于缺了实验室一样！”他曾前后两次出国环游世界，在各地参观各科别、各类型的博物馆三千多所，他对博物馆考察、学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少见的。
1932年，杨成志赴法国留学，分别师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教授Marcel Mauss、民族学研究所主任兼教授Paul Rivet、巴黎人类学院实验室主任兼社会学教授Papillant，学习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以及整理、分类、陈列和保藏民族文物的方法。
1935年冬,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回国，复职于中山大学。次年，他在北平研究院院刊上发表《现代博物馆学》一文，认为：“一国的文野，视乎其文化程度的发达与否，惟其文化的真精神，全恃博物院代为表现。故欧美各先进国莫不视博物院为文化的宝库、科学的大本营、教育的实验场、宣传的集团军、专家的资料库。其政府既目此为国家元气，其人民复籍此求知识源泉，诚有以也。”1947年，杨成志在《中山日报》的广州市立博物馆专刊上，发表了《博物院与教育、文化科学之关系》，倡议设立省立博物院。
1949—1966年，杨成志到中央民族学院执教，兼任研究部民族文物室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文物室民族文物达到23000多件，共分为生产、交通运输、农林畜牧、家庭各种工具和用具、文化艺术、历史文献等15个门类，照片达10000多幅。其中，台湾高山族的文物达500多件，多属珍品。
1949—1950年，杨成志两次参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的征集和组织工作。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在首都建立十大博物馆，杨成志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召集人和执笔人，提出在首都设中央民族博物馆，在五个自治区设区博物馆，在自治州设州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暨地方民族学院设展览馆、文物馆。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博工作，为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杨成志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在民族博物馆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后半生致力于民族博物馆的工作，支持建立国家民族博物馆，虽遇种种艰难阻力亦坚持己见，毫不放弃。如今，先生虽已故去多年，但是其单骑调查所体现出来的热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民族博物馆建设所作的贡献，仍激励着许多后辈。斯人已逝，我们将行走在前人的路上，勇往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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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9日第28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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