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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原因
1、自然原因 自然环境对民族传统建筑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气候（温度、湿度、风向、光照等）和地貌（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河流等）
气候来看，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南北气候相差很大，北方多寒冻，多霜雪，平均气温不高，所以北方建筑在布局上坐北朝南，便于阳光照射，结构普遍坚固，墙体厚重，空间封闭等。而南方平均气温较高，光照较强，雨量充沛，建筑重点在防潮、通风、避雨，防寒的意义不很突出。
民族建筑还往往顺应建筑环境的地形、地貌而建，不同的地形、地貌产生了不同的建筑形式。如同是干栏式建筑，在平坦河谷往往是整个底架高高离开地面，而在一些山区，其桩柱降低，变成矮脚干栏，还有的变异为吊脚楼形式。
2、经济生活的原因 我国东北的鄂温克、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以狩猎、采集为生，逐兽而居，因季而迁，极不稳定。他们一般只有简陋的不固定的居住建筑“撮罗子”。同样，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族、藏族等游牧民族，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但生产力水平比鄂温克和鄂伦春族要进步一点，他们的帐蓬在外观上也发生了变化，如蒙古包的顶部为圆锥形，周围作圆筒状，“此种尖顶圆身的建筑，大概是由纯圆锥形的帐蓬蜕变而来的。圆锥形的帐幕，系较原始的一种居住方式，与狩猎民族的文化相应，尖顶圆身的帐幕，则系较进化的一种居住方式。”（注：吴文藻：《蒙古包》，见《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78页。）尖顶圆身的蒙古包比起圆锥形的“撮罗子”，首先是内部空间的扩展，使用面积扩大，线与线的连接更自然，造型上更美观；其次，蒙古包的内外还进行装饰，装饰题材大多取材于生活，如云、花、蝴蝶、鸟等，还有含宗教意义的吉祥图案及一些几何抽象纹样。这些动人的装饰效果其基本条件就是经济水平的提高。
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农业耕作使人们获得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建筑能够在一定的环境中固定下来，加上农业生产使经济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人们也就有更多的精力与兴趣去注意建筑的造型、布局、色彩、装饰等等方面。
3、物质材料的因素 少数民族建筑因为经济条件、自然条件的限制，往往就地取材，形成各地有特色的建筑类型。
如羌族的碉式建筑同傣族的竹楼在风格上的差异主要是建筑材料的不同。碉式建筑使用石材，石质坚硬、不透气，在建筑时使用垒砌的构筑方式，形成建筑厚重、朴实、坚挺的性格；而傣族竹楼主要使用竹材，竹子的弹性、韧性、透气性都较好，易于拼接编排，建筑形式也更为丰富，其性格有通透、灵活、轻盈等特点。
4、宗教因素 在民族建筑中宗教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在这种影响中，纯粹的宗教建筑和具有某些宗教因素的建筑是不尽相同的。在纯粹的宗教建筑中，宗教对建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强制性的。
西藏的桑鸢寺是藏族的喇嘛教建筑，它的布局形式就是典型的佛教宇宙观的象征。寺中央的乌孜大殿，象征世界的中心须弥山；南北的尼玛殿和达瓦殿分别象征日、月；大殿周围有白、青、红、绿四座舍利塔，象征四大天王；围绕大殿的十二座建筑物，象征须弥山的四方；威海中的四个大洲和八个小岛，圆形的外墙，隐喻世界外围的铁墙；几条沿着围墙转经朝拜的小径，表示法轮常转。虚幻的宇宙模式通过现实的建筑予以固定，完善地表达了佛教思想。
还有一些建筑不是很直接的宗教象征物，但却是在宗教精神熏陶下的产物，造型的细节也许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宗教精神及相近的造型风格。如藏族与傣族过去都全民信教，藏族信仰喇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喇嘛教主张众生平等、救度一切众生，宗教的气魄很大，加上原始宗教及佛教密宗的一些神秘内容，这些宗教特点影响到藏族宗教建筑的造型风格，建筑多组群而建，形成规模恢宏的群体造型，线条刚直威严，整体建筑充满崇高的美感。而傣族的小乘佛教主要宣扬自我拯救的观念，强调以个人修行的方式脱离尘世苦海。小乘佛教的思想把傣族熏陶成性格温柔优雅的民族，这些特点与傣族宗教建筑形成一种内在的同构，其建筑一般体量不大，群体建筑不多，线条柔和，曲线优美，纤细挺拔，清丽脱俗。
宗教对建筑的色彩也有着明显的影响。藏族、蒙古族普遍喜爱在建筑中使用红、白、黄等色，这种喜爱同佛教教义有关。佛教认为世界所有事业包括在“息”（温和）、”“增”（发展）、“怀”（权力）、“伏”（狠）四种范畴内，其色彩表现为：息／白，增／黄、怀／红、伏／黑。所以他们喜爱白、黄、红色而讨厌黑色。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建筑中常用青、白、蓝色，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建筑应该朴素简洁，青、蓝、白色给人以清新、洁净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民族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说，古代羌人同入侵的戈基人打仗，一时间不能获胜，后来在天神的指点下，用白石打击敌人，终于获胜。于是白石便成为天神的象征。羌族常常把白石供奉自己的屋顶、墙头，久而久之，白色的石英石便成为羌族喜爱的建筑装饰。
5、政治因素 在有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通过宗教来使其权势神圣化，宗教也通过政治来加强其威严，这样宗教因素影响建筑时，政治因素也渗透进来。如布达拉宫过去是西藏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其巨大的组群，威严的气势，精美的装饰都是政治宗教共同作用的产物。
有的民族中政治因素直接表现为阶级因素，在建筑中表现出阶级的差异，“大奴隶主水普休惹的房屋巧妙地利用山势，借高耸的山头，使自己的住宅居险而就，气势不凡，象征等级身份的高贵与威严，建筑的雄伟显示出财产的雄厚和地位的优越。”（注：冯敏、陈志明：《凉山奴隶制民居的建筑艺术》，《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6、家族、亲族原因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家族、亲族观念非常浓厚，往往影响到传统建筑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等。从村落布局来看，侗族的一个寨子常常是一个家族或亲族集团，以鼓楼作为这个集团的中心，先修鼓楼，后建民房，村落布局有一向心内聚的趋势。而彝族村落布局常是数户或数十户为一村落，数村或数十村形成血缘家族、亲族地域。解放前，彝族为了防御家支间的冤家械斗，常常在家族、亲族地域范围内修筑土围墙和碉楼群。
从单体建筑也可以看到家族、亲族制度的影响。如云南的独龙、德昂、基诺等民族中曾存在过一种“大房子”。基诺族的“大房子”一般是由男性家长掌握内部权力，按父系血缘继承的一种长方形干栏式住房，长约25m，宽约15m，房子内有10个左右的炉灶，以中央过道为中轴，对称布置，每对夫妇拥有一个。这种“大房子”巨大的体积、严谨的结构以及同外在环境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打上了家族制度烙印的建筑特征。
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类型的原因还有很多，本文就几个主要的原因作了简单的梳理，还有待方家的补正。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包含其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再论释，其中许多建筑类型及建筑理论具有丰富的“后现代”意义，如“人与自然的亲和”等等理念，在少数民族传统建筑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少数民族传统建筑告诉了我们怎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
（本文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03期，第5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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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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