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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仅存于纸浆预备过程中。据说，纸浆“秘方”是属于个体作坊的财产，不足为外人道。有理由怀疑一点：尽管一些年轻的作坊主们拥有造纸所需的“书本化工知识”，但是在纸浆生产中，大多数知识是默会的，依赖情境的，因此，就像它很难隐瞒一样，也很难被窃取。槽户们几乎不使用固定的纸浆配方，因为原材料的质量并不平均，通常由于过于笨重，而无法称重和测量。造纸工匠依靠经验知识，知道纸浆在某一特定阶段应该有什么样的外观、味道和触觉，如果一些造纸匠生产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变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加上乘的配方。这也不是说隐藏秘方不会发生，在氯化钠漂白剂开始引入的20世纪20年代，首位使用漂白剂的人在夜晚将纸浆漂白，并告诉他的邻居，他使用了一种魔法咒语能使纸浆一夜之间变白。人们很快发现了他的方法，几周后，漂白剂的使用迅速遍布整个造纸区。同样，当一个夹江槽户发现通过像纸浆内添加肥皂可以使纸张变厚变松软时，他也宣称发现了一种秘方——但是这项技术同样在不久后就迅速传入夹江槽户的大众配方中。
在造纸社区，没有秘密已被遍及这一产业的革新速度所证实。二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生产者采用氯化钠漂白剂、上胶、上光等新方法，在一两年时间内，这些革新已传到了这个县的偏僻角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一个相似的急剧革新过程，家庭作坊引入一种新技术，减少了周转时间和劳动力的投入。造纸区内的公开与很难在造纸区外移植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因为槽户们刻意隐瞒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很难从它们所嵌入的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们被动员到中国西部偏远山区帮助当地人建立造纸工业。那些参与了这项尝试的人们还记得，他们的学生很快学会了基本技能，但是却发现学生们不能适应这种落后的、枯燥的工作习惯。槽户们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年轻时就将技术融入身体，而且要适应当地的“水土”。
正如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绝大多数槽户生活在一个由父系关系维系的社区中（社区内的男人声称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并且亲属关系是造纸技艺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亲属体系中妇女的模糊关系成为了一个问题。由于村落和亲属群体实行异族通婚，妇女从来不像男人一样完全属于某一亲属群体。出嫁的女儿们将更多的忠诚转移到自己的新家庭；尽管有来自夫家的压力，但是妻子仍然对自己的出生家庭保持情感上和事实上的责任。由于这种分散的忠诚，妇女们常被视为一种渠道，通过她们，亲属群体的财富和力量流向竞争社区。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妇女排除在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之外，但日常的观察又使她们得以熟悉外人无法接触的工序。作坊中近一半的工序由妇女们完成，因此排斥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女性的地位被象征性地展示，以一种抑制女性发展出对造纸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方式被展示。
妇女地位的象征性展示在蒸煮工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蒸煮工序涉及把腐烂、半腐烂的竹麻制成白色的、蓬松的纤维。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高压蒸锅之前，蒸煮过程是一项热闹的活动。男人和妇女分成小组工作，在软化的纤维变冷和变硬之前迅速而有节奏地清洗掉已经溶解的褐煤。蒸煮的化学原理并未被人们充分了解，为确保纤维洁白，整个工序伴随着诸多禁忌。工序中的一个步骤是，8到10个男人扛着巨锤爬上篁锅顶端，随着即兴而作的竹麻号子捶打热气腾腾的竹麻。之后松软的竹麻被传送到站在篁锅下的妇女手中，她们便在附近的河流中漂洗。打竹麻的男人必须保持仪式性的“清洁”，例如，在蒸煮程序前及蒸煮过程中的十天内避免性行为。作为一种补偿，他们被准许辱骂和嘲笑在篁锅下工作的妇女。被讥笑的妇女不能反驳，只能尽快从男工匠的视线中消失。［3］（P．1－43）这种仪式化的羞辱并没有削弱妇女们在工序中的作用，但却使她们缺乏自信，难以在离开社区时将技术带走。
六、亲属关系与技术控制：石堰村的碑文
石堰村80％的居民姓石，正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族一样，石家人由父系亲属关系（声称由1667年定居夹江的三兄弟繁衍而来）、族群外婚（石姓互不通婚）和从父居的习俗（儿子留在村庄，继承财产；女儿离开村庄和亲属群体外嫁）联系在一起。如今，石姓人居住在多个相邻村庄中，共计约2000人。这种情形与附近张家峡、杨家湾和马村相似，张、杨、马分别为三个村的大姓。并非所有的石家人都造纸，这个区域的槽户也并非都姓石，但是对于石姓人而言，亲属关系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已足够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像中国其他宗族一样，石家也排字辈，基于开基祖三兄弟的名字建立字辈。三兄弟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伟”字（如石伟龙、石伟华等）；孙子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可”字（石可福、石可松等）；重孙子们是“兴”字辈，以此类推，直至第20代。字辈被铭刻在开基祖三兄弟的墓碑和石氏祠堂的大门上，沿用至今。尽管石氏男性可以自由选择平日的称呼，但是他们都有按字辈所取的名字。与男性后代不同，女儿们不拥有辈分名，因为她们将来要出嫁，被纳入其丈夫的亲属关系。然而，妇女们通过与丈夫（嫁入村的妇女）或父亲（尚未婚配的石家女儿）的连带关系也可进入字辈体系中。
1991年，石宏文的母亲去世，他是村里最成功的纸商之一。葬礼上，宾客们追忆了宏文母亲（如同大多数嫁入该村的媳妇一样，她并不姓石）如何为石家奉献。此后，讨论的焦点转向了亲属关系凝聚力的削弱，大多数宾客都有这种感觉。大部分在场人都同意，辈分对于维持亲戚之间的恰当秩序至关重要。石家人散居在整个石堰村，居住地间仅由羊肠小道连接，有时见面彼此并不熟识。这时名字有助于识别长辈、晚辈和平辈的亲戚关系，并选择准确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原则上，并且很大程度在实践上（尽管它在减弱）辈分规定了行为：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入座，大笑，或高声讲话；长辈有权利训斥或体罚晚辈；同辈之间不拘于礼俗，要亲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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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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