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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亚鲁王》经由苗族史诗传承人群体东郎在葬礼上的口头演述而传承至今，其意在通过演述英雄祖先亚鲁王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足迹，指引亡灵一步步回到先祖故地。也就是说，史诗演述是整个丧葬仪式活动的组成部分。而且，葬礼中往往有“砍马”等活动，以象征当年亚鲁王率众征战与迁徙的艰难过程和血泪史。因而，史诗演述既是仪式化的，又是嵌入仪式的——仪式行为规范着史诗演述活动；仪式框架的大小、延续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每次具体史诗演述的进程。此外，因为《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经”的社会文化功能，由此决定了史诗演述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娱乐民众，而在于为亡者唱诵，成为苗民生死转换不可或缺的一个“关捩点”。进一步说，对于恪守传统的苗族民众而言，在葬礼上演述《亚鲁王》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故事讲述”活动，而是与他们的宇宙观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人生仪礼。这便是《亚鲁王》传唱至今的重要社会根基，也是其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据此便宣称其文化价值堪与中国“三大史诗”比肩，甚至冠之以“苗族的‘格萨尔王’”，仍嫌持论草率、比喻不当。因为，每个民族的史诗传统都是认识其自身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史诗传统或许有叙事规模上的大小，但在彼此之间去做一些“信手拈来”的比附就失之轻躁，也并不妥帖。尤其是在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人类创造力和文化自主权的彼此尊重，应得到媒体和学界的严肃对待和高度重视。
多向度考察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亚鲁王》在麻山苗族民间具有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同样需要从不同的向度予以考察和研究。
从叙事程式上看，《亚鲁王》集中呈现出史诗三个亚类的综合特征，为平行案例的比较研究，为仍在形成中的国际史诗类型学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案例。《亚鲁王》的口头演述与仪式紧密结合，不在娱人，而在为亡灵“指路”；其文学性、神圣性和审美属性都因嵌入丧葬仪式而需要通过仪式化进程渐次展开和发生作用，这就丰富并拓展了学界对史诗属性的理解。
就史诗的文学接受而言，若干参与者“共同在场”——演述者东郎和角色各异的受众（包括作为主要叙事对象的亡者），大家通过亲自参与一整套民俗生活的事件及其进程，在面对面的言语交流中共同完成了意义的生成赋予和情感传递。与其他流布范围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狭小、边界相对清晰，是带有明显“地方性”的叙事传统。相较于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亚鲁王》更具有“小传统”的稀有样板意义，提醒我们在关注族群性史诗的同时要更重视支系型史诗，从而去发现中国史诗的多样性。就语言要素而论，《亚鲁王》的叙事古奥难解，许多语词的含义即使连演述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特定“语域”中口头叙事传统与古语词之间的内在关联，虽然为意义阐释“设置”了障碍，但也为研究其口头传播的记忆图式和叙事法则，尤其是研究作为言语行为的史诗演述与语言流变（西部苗语方言）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情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语言材料。《亚鲁王》的树形叙事结构，乃是今天族群分支与历史上共祖关系的形象描摹，生动映射了特定传统的规范性和变异性，也为民间叙事中的异文现象研究和规律性总结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解析维度。总之，《亚鲁王》的传承与传播有其独特的历时性轨辙和共时性流布，给学界提出了新课题，要求我们作出科学、准确的回答。如果中国学者能长期深入麻山苗族地区，对这个极有价值的叙事传统进行持续而切近的观察，进而总结和抽绎出某些学理，那么，将不仅为中国史诗学建设添砖加瓦，且会对国际史诗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学理思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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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3日第2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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