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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7 日，僧人在青海果洛年宝玉则诵经时抛洒风马。“年宝玉则”在藏语里意为
圣洁的松耳石峰，相传这里是果洛诸部落的发祥地，到处流传着藏族英雄史诗中格萨尔王的故事
在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中——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三大史诗”都被寄予厚望。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再次提到藏蒙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喜悦。“这次专门讲到三大史诗，以及如何继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执政党的首脑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的，可以通过提法上的变化看出来。”朝戈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其后一年多以来，各种力量陆续进入，中国史诗进入改编、转化加速阶段。如普通话版评书的《格萨尔》、流行乐队安达组合改编的《江格尔》、舞台剧《玛纳斯》的诞生等。
然而，与当时同被习近平提及的外国史诗相比，经历千年延续和1949年来持续研究的中国史诗，似乎仍然刚刚走出起点。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和《荷马史诗》，前者有成熟的系列游戏、动漫作品以及各种衍生品，后者改编的电影《特洛伊》和《奥德赛》，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
“中国史诗即使在国内的传播也远没有进入大众视野。其国际领域的传播还在文字出版阶段，更多还在研究层面，进入通俗阅读层面需要时间。”朝戈金说，这些都需要各种形式的创新和寻找利益平衡点来解决。
 史诗一直都在被改编和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史诗与现代社会交融的过程里，它们的市场转化、传播情况是怎样的？
朝戈金：转化、传播一直都有。前几年有人在做《江格尔》的动漫、连环画，还有类似通俗读物，有些是少年儿童版的。十几年前就有人在讨论用电子游戏来做史诗。因为一些大型史诗是套叠结构，特别符合游戏的结构模式，它有自己的构造规律和魅力。
韩国曾开发过一个叫《蒙古大汗》的在线游戏，人物形象与蒙古服饰差之千里，体现的是游戏时代的审美观。游戏里的男女英雄都穿得很暴露，与蒙古服饰相去十万八千里。
这就是现代文化在影响、改变传统的一个例子。如果是改编，通常要借用传统的某些要素，去推陈出新，发展出新的创意产业。新的尝试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严重歪曲或者误解人家的文化。
从另一方面说，社会各界对各类创新的尝试也应该多些包容。在民间，各地老百姓自发创用了很多新形式。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在东南亚到处都有各种改编形式，都是老百姓自发发展出来的。
藏族的《格萨尔》——我们通常把它和蒙古族的《格斯尔》统称为《格萨（斯）尔》——原来是说唱形式，现在还有《马背格萨尔》藏戏。青海省果洛地区发展出了新的艺术传承形式。如《格萨尔》赛会表演，就是隔年把歌手聚在一起比试，谁唱得好还给发奖金、给称号。《荷马史诗》时代就有“泛雅典娜赛会”，比史诗吟诵。多种形式的推广和传播，历史上从来都有。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出版、动漫、游戏以外，还有其他传播方式吗？
朝戈金：它们都正在从民间故事变成一个全社会都可以共享的故事。古老的叙事方式是面对面的，现在有了技术手段。记录者若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值得关注，就用录音录像、誊写、速记等方式，把它转化成可阅读和观看、聆听的形式。虽然这种欣赏离开它原来的样子已经比较远了，但新技术带来的便捷也是无与伦比的。
到剧场看《茶馆》，和读老舍《茶馆》的文学剧本是一回事吗？不是。史诗的吟唱和读一个史诗的脚本是一回事吗？也不是。吟诵是演出，是用声音、情感、眼神、乐器等全加起来传递信息。变成文学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它的传承方式和法则，也有一些信息因此被遮蔽了，能够领悟的只是它的一部分信息，就是语词那部分。这就像剧场观剧和阅读文学剧本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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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16-01-28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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