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芝(1913-2016)，象征派诗人、现代民间文学活动家﹑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12月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1938年从西北联合大学毕业後到延安参加革命。曾入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8年调延安大学工作。1949年5月到北平(现今北京)后，在文化部工作。次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任秘书组长。1953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2年12月离休。2016年1月14日下午16时4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曾先后出版了专著《民间文学论集》和《新园集》，热情赞扬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阐述了它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等问题;还撰写了许多种民间文学各个形式的研究文章，传说、故事、歌谣、神话、曲艺、史诗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如《老苏区的民歌》、《评新曲艺的创作》、《论采风》、《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民间故事的魅力》、《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研究》、《陶瓷和陶瓷的传说》等。与孙剑冰合作编选了《颂歌》﹑《中国民间故事选》(一﹑二集)，主持编选了《中国歌谣选》(上﹑下集)。这些选本在民间文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他曾一度担任《民间文学》的副主编﹑《民间文学论坛》的主编，主持编辑工作。他还先後主持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多种。还著有诗集《水磨集》以及一些译作。此外，编注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撰写了关于李大钊同志的一些文章。

　　本网专题：缅怀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

贾芝简介

　　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自然就是草根学者了。何况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印象最深是在父亲劳作的麦地里捉蝴蝶。长大后在伯父的资助下，我到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最崇拜法国象征派诗人，和同学结成诗社，写的诗大多是校园中的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矿1936年，我在戴望舒先生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了《播谷鸟》，找到了呕心沥血、飞鸣不已的神圣职责。那时，我已经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贾芝：《我是草根学者》，《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贾芝〈1913一〉，诗人，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开始上私塾小学。1929年，贾芝小学毕业，赴太原进入成成中学读书。成成中学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教员思想都比较进步，因此课程中，也有很多进步思想。文学课也主要受新文学思想的影响。贾芝在这里读书三年，阅读了一些进步文学家的作品，知道了鲁迅、郭沫若等革命的文学家。在进步思想的推动下，他还参加了“九·一八”学潮，参加了进步学生包围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斗争。1932年，贾芝只身赴北京，考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高中。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两年后进入社会科学系，攻读社会科学，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同时从事诗歌创作。贾芝由于自幼受祖母、母亲的影响，中学时期即已热心于诗歌创作，大学期间更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活跃时期。他与诗友共五人〈其中包括己故台湾著名诗人覃子豪〉成立了《泉社》诗社，进行了一两年的创作。1935年，贾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水磨集》。之后他又参加了以北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学生诗社，在朱光潜教授指导下进行创作，先后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和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诗作。不久，贾芝转入经济系学习。1937年，贾芝回乡探亲，因芦沟桥事变发生而不能返京，只好借读于西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在他先后就读的中法大学和西北联大两个学校中，都有共产党员授课，如张友渔、林如稷等，使贾芝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深的理解和信仰，渴望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当1938年他从西北联大毕业时，便放弃了中法大学为他保留的赴法国留学的名额，而经民族革命先锋队〈贾芝于一·二九运动期间即已参加该组织〉介绍到了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系学习九个月后，贾芝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室作翻译工作。这期间与人合作翻译了周立波推荐的法国作家都德的长篇小说《磨房书简》。

　　随后又调至文学部研究室从事写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多首，后又调至鲁迅艺术学院理论组文学部创作室工作，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办任何事情要从实际出发，服从革命需要的话给贾芝以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贾芝在工作中仍然以此为宗旨。1943年底，贾芝又被调至延安大学中学部(后改为延安中学)工作，担任教导员、教员、支部书记。1946年至1947年，中央在延安进行青年团的建立工作，成立了三个试点，延安中学即为其中之一，贾芝负责筹建延安中学。1948年初，贾芝被调至延安大学，到中等教育研究室参加教员整风，后又参加筹办延安大学文艺系，任系秘书，系副主任，系总支书记，1949年5月，贾芝作为西北代表团成员随团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即留京任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编审组副组长。

　　1950年3月，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协会一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推选郭沫若为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美术组、民间音乐组、民间戏剧组、秘书组、编辑出版组，贾芝任秘书组组长，负责民研会日常工作。1951年初，文艺局编审处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贾芝担任了出版社古典、民间文学编辑室副主任、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与蒋天佑合作编辑了《民间文艺集刊》三期，并且在第一册上发表了他的论文《老苏区的民歌》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51年冬至1952年5月，贾芝到广西参加土改，领导了两个乡的土改工作，并被评为甲等奖。回京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组长。1953年发表《老汉及其它》、《论采删诗》等文章。一九五五年《民间文学》正式创刊，阿英任主编，贾芝任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中国民研会被中国文联接纳为团体会员、贾芝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并主持中国民研会日常工作。1957年，贾芝回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1961年再次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直到文革开始。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民间文学十年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文章。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解散，贾芝即被隔离、批斗、下放，辗转蹉跎，于1971年调至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选了《中国歌谣选》。1979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筹备组组长，召开了全国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主持了为《格萨尔》评反，为全国受迫害的民间艺人、民间文艺工作者评反的工作，在中国民间文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贾芝被选为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1982年秋，任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团长赴日访问，在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作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现状》的报告，引起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

　　1983年9月，又率中国民间文学考察组赴芬兰、冰岛考察。1981年贾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筹备组组长，后任所长。1984年离休，同年底，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1985年2月，还率中国民间文学代表团参加芬兰“卡列瓦拉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卡列瓦拉与世界史诗讨论会”，作了“史诗在中国”的发言。

　　贾芝数十年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学界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工作，因此，他在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多体现在对于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的建设，对于民间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的制定之中。

　　1958年，在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贾芝作了题为《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的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贾芝强调了民间文学除了许多作品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外，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是研究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至农业、工艺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应该加强搜集、研究工作。在这次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同时，在这篇报告中，贾芝还提出了不应在厚今薄古的口号下忽视或轻视对传统民间文学的挖掘整理工作。他认为，记录旧时代民间文学是我们时代的光荣职责，传统的文学艺术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深厚基础。对于旧时代的民间文学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看到劳动人民的创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同时她也有受用代限制的一面。以是否合乎现代的观点为标准来衡量旧时代的作品，或者企图把旧时代的作品改成现代作品的样子，是违反历史的一种粗暴行为。他提出内容反动、落后而有研究价值的作品，我们也要搜集，可以把它们作为研究资料，进行整理编印。另外，在出版物上，可以出两种版本。作为科学研究资料出版，如实记录，不动内容，语言忠实。作为文学读物，要求有科学的整理和选编工作。这篇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搜集的观点与重视传统民间文学遗产，加强科学研究眼光的观点，对于五八年在大跃进背景之下所掀起的大量搜集民歌，创作歌谣而忽视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片面强调重视新民间文学而摒弃传统民间文学的作法起到了一定的匡正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贾芝还与孙剑冰合作编选了第一本大型《中国民间故事远》。

　　五十年代后半期，民间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理论，认为今天的群众创作就是民间文学，也有人认为今天知识分子作家和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已经“合流”了，知识分子写的民间形式的作品，也应当都是民间文学作品。针对这一现象，贾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应无限度地扩大民间文学的范围，民间文学依然有自己的范围和界限。尽管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是一种趋势，但否认现今存在的差别是不对的。就现阶段而言，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远远没有合流。而群众创作也并不全是民间文学，它们之间，存在着美学标准、艺术形式上的差异。民间文学的形式和风格在新时代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它总是沿着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总是具有民间风格、民间味道。在艺术形式上，贾芝认为，并不是凡民间形式的创作就是民间文学，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以前，在文学艺术创作还有专业制作与业会制作之分的时候，作家的制作虽然思想感情与语言形式都很群众化，也不应列入民间文学。他们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风格，也仍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事实上它们还存在着差别。不看这种差别，认为它们已经合流了，不应当加以区别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有害的。在古今关系上，贾芝一反厚今薄古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今古并重的口号。他认为在重视民间文学的同时，不应以什么“土气”、“霉气”、“锈气”、“铜绿气”来“薄”传统民间文学。不应割断历史，传统民间文学具有强烈的生命力，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把劳动人民的新创作与民间文学传统割裂开来，要新的不要旧的，这不仅仍然暴露了一种轻视劳动人民文学创作的观点，抱着这种割断历史的观点，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新的民间创作的。在这个前提下，贾芝于1961年领导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丛书的整顿工作，强调了今古并重的原则。

　　在民间文学的采录上，贾芝历来强调全面搜集。一个民族的、一个地区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母题有各种异文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件作品而散失不全的搜集要全面，口头的要，书面的也要，正面的要，反面的也要，新的要，旧的也要。总之，上古下今，精华、糟粕，一概搜集，全部保存。同时，在采录中可以有限度的整理。他认为，整理就是把民间文学作品按照民间流传的原来面貌拿出来，而不是随意删改与润色。

　　在贾芝的民间文学生涯中，除了以上的与民间文学组织工作、方针原则密切相关的理论文章外，他还撰写了许多种民间文学各个形式的研究文章，传说、故事、歌谣、神话、曲艺、史诗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如《老苏区的民歌》、《评新曲艺的创作》、《论采风》、《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新形象》、《民间故事的魅力》、《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研究》、《陶瓷和陶瓷的传说》等。

　　贾芝长期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因而他的理论研究具有侧重于宏观理论的特点。从贾芝的理论工作历程中，几乎能看到解放以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几个重要阶段与其特点，能看到中国民间文学界的几次理论上的摇摆与争鸣。同时，也能看到贾芝几十年不断探索、不为时议所动、坚持民间文学发展特点与规律的精神。 (来源：国家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