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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古典戏曲剧本中用以提示动作的术语“科”、“介”的来源以及所反映出的杂剧、南戏的不同表演风格进行了讨论，指出：1、杂剧中的“科”来自道教仪式。2、“介”最早是上古礼仪中助宾行礼、在主宾之间通传的角色，傀儡戏用作赞导式的提示，被早期南戏直接继承。3、“科”与“介”的不同来源，说明杂剧与南戏在表演上分别吸取了不同的仪式动作，它们在风格上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后来才大体趋同。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中外许多戏剧理论家都认为，戏剧的本质是动作。例如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希腊语中戏剧（drama）一词，只是动作（action）的意思。……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恰好是由于除言语以外那一部分，而这部分必须看作是使作者的观念得到充分表现的动作（或行动）。”[1]
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戏剧动作是用“科”或“介”来提示的。董每戡先生十分重视对“科介”的研究，他说：“戏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就是行动，那么，‘科介’在戏剧里的重要性便不言可喻了。……真正的导演、演员、读剧和论剧的人不能不以‘另眼相看’。”他还批评轻视“科介”研究的曲论家们“压根儿不懂戏”。[2]
今天看来，把戏剧的本质看作是动作并不适当，因为这可能忽略戏剧与舞蹈的界限。戏剧的本质应当是角色扮演。[3]但毫无疑问，在角色扮演中，动作的重要性要大于语言，因而离戏剧的本质更为接近。
不过，古典戏曲研究界似乎对“科”、“介”所提示的动作仍然兴趣不大，甚至连“科”、“介”的来源也未暇深入讨论。例如，元杂剧提示动作用一般用“科”，南戏、传奇提示动作多用“介”。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科”与“介”一字之差，是否意味着杂剧与南戏在角色扮演风格上的根本差异？这两个问题，还可能牵涉到杂剧和南戏不同的宗教仪式渊源，是戏剧史上的重要课题。本文拟进行初步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一
明代的《南词叙录》将“科”与“介”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介”是“科”的省文。这一说法，受到钱南扬先生的有力驳斥（详后）。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楚“科”与“介”这两个术语的来源。我们先来讨论“科”的来源。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一）谓“科”实为《辍耕录》中所记之“科泛”，冯沅君《古剧说汇·做场考·科 汎》旁徵博引，进一步证实“科”或“科范”均为宋元时表示动作之习用语，并说：“科范犹言科法，意盖谓剧场上各脚色动作的法则。”“古剧的‘科范’是公式化的，千篇一律，彼此蹈袭。因此，一遇到武将作战便是‘调阵子科’，一遇文官升堂便是‘排衙科’，甚至于下车、上马也都有一定姿势。”[4]王、冯二氏所说，甚有启发意义，不过二者均未指出“科”与“科范”的语源。
《西厢记》三本四折有“《双斗医》科范了”，王季思师注：“科范，并谓剧中种种科段，有现成规范可循者。《砚北杂志》：‘庐山道士黄可立之言曰：‘寇谦之、杜光庭之科范，不如吴均之诗；吴均之诗，不如车子廉、杨世昌之酒。何则？渐自然。’疑科范一辞，实源自释道二教之仪式也。”[5]季思师所注甚是。钱南扬先生亦疑“科范”从道教仪式来。[6]笔者拟沿着前辈先贤开辟的正确路径，对元杂剧中“科”的来源作进一步确认。
二
《说文》：“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据此，科的本义是量，有衡量、度量、测量等意义。后引申为量的标准，有律令、法式、常规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一》所云“科条既备，民多伪态”，诸葛亮《出师表》所云“作奸犯科”等，均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科”的。《文心雕龙·章句》：“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所谓“常科”，也就是常规的意思。
魏晋以后，佛、道二教经书，都往往用“科”或“科仪”、“科范”、“科戒”等术语来表示。后世戏曲经常使用这些术语，例如，我们至今仍习惯称有表演提示的戏曲演出脚本为“科仪本”。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当源于佛道二教。
应当指出，佛道二教对“科”、“科仪”等术语的使用不尽相同。概而言之，佛教是把对本经的分类、分段、注解、阐释称为“科”或“科仪”，而道教则把某些有戒律内容的本经直接称作“科”或“科戒”、“科仪”。近人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引宋·宗镜《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注解》（一）云：“科仪者，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仪者法也，佛说此经为一切众生断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将此经中文义理事，复取三教圣人语言合为一体，科判以成章，故立‘科仪’，以为题名。”[7]可见在佛教那里，“科”含有阐释经文的成分，“科家”即注家。道教则不然。《道藏》所收录的《要修科仪戒律钞》、《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洞玄灵宝道学科仪》、《道门科范大全集》、《洞玄灵宝千真科》、《先天斗母奏告玄科》、《三洞道士居山修炼科》、《太上九真明科》等，均是对道教信徒的行为规范或道教醮仪直接给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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