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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概说隋唐五代时期风俗文化
  作者:陶立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8 | 点击数:499
 
 
  一、隋唐时期的科举、行卷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起社会风俗不断变易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政治权力的反复更递,造成从上层士族到一般文人心理上的极不平衡,于是浮靡、玄谈之风盛行。行为的狂放不羁,居丧无礼成为一种时尚;二是从魏代开始,官吏的选拔使用,实行“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这种用人制度极大的助长了门阀豪族势力,使政府机构的官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邪党得肆,枉滥纵横,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迨至隋唐,国家复归统一。特别是唐代开国以后,逐步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改为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实行,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样,同样带来了社会风气的重大变化。“科举”及其相伴而生的社会风俗,是隋唐时期风俗文化的特点之一。
 
  唐代开国以后,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为社会广大的庶族、文人打开进取功名之门,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而科举应试又好尚文词,崇尚进士,于是世人趋之若鹜。《隋书·通典·选举五》“杂议论中”载,唐高宗上元元年刘嶢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这是指由科举带来的文苑不良风气。
 
  唐代科举初设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人们推重。当时贡举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为不美。刘餗《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是说薛元超虽身为中书,尚以不由进士及第为恨。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代,极重进士及第。谁考中了近士,便可平步青云,光耀门庭。特别是在长安大慈恩寺塔(大雁塔)进士榜上留名,那可真是孟郊在《登科后》诗中表达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士子们无不把考中进士,雁塔题名视为荣耀。欣喜若狂,自不待说。雁塔题名之后,举行“曲江会”。《唐摭言》载:“曲江会,先牒教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垂帘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幛、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车马驂阗,莫可殚述。”曲江大会之时,要事先通知教坊司,明白告知皇帝也会亲临紫云楼观看。由此可知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了追求进士及第,在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的支配下,应试的举子中遂兴起一种“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者在考试之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汇集成卷,亲自或托人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威的人物,请他阅后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考中进士的希望。唐代许多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名人,都曾通过“行卷”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进士头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行卷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杜牧曾行卷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白居易拿着自己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李贺曾以诗歌拜谒韩愈。这些诗人都曾及进士第。自己的才能是一方面,而名人的鼎力推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唐文坛霸主韩愈,也以“伯乐”自居。他的《杂说四》中即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句子。韩愈爱才、识才、荐才,使中唐文坛极称盛世。也有投献不遇而终身落弟的。如杜甫这位诗圣,也曾为“行卷”而焦虑,先后投献自己的诗给汝阳王李璡、尚书左丞韦济、输林学士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开府仪同三司哥舒输等,但都是泥牛入海,不得举荐。可见文章再好,没有权势人物和名人推荐,照样不能中举。正如白居易在《見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中描写的“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完全是经验之谈。干谒既是拜访之意。
 
  唐代以科举取士,尤重进士科。進士,不仅皇帝器重,文人羡慕,而且风气所染,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也孜孜以求。《唐诗记事》卷35载,宜春人彭伉進士及第,亲戚朋友均赶来祝贺。他的连襟湛贲因身为郡吏,独自饭于后阁。其妻责备他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顔?”后湛贲发愤读书,中进士第。正在郊游的彭伉听到消息后,失声坠驴。袁州人开玩笑说:“湛郎及第,彭伉落驴。”从这段佳话中可知科举对民风的深刻影响。
 
  科举成风,必然利弊相间。一方面科举之用在于抑贵游,登寒畯,大批人才被选拔上来。另一方面,每年贡举,被录为进士的名额必竟有限,没齿而不能登科者甚众。于是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的现象随处皆是。更有甚者为中举而不惜交通权贵,勾结宦官。中唐以后,举子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到了晚唐,举子中的朋党几乎成为行帮组织,有些参加到朋党之争的行列之中,社会风俗随之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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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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