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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概说隋唐五代时期风俗文化
  作者:陶立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8 | 点击数:509
 
 
  二、隋唐门阀与侈靡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风最盛时期。到了隋唐,虽有所抑制,但其根未绝。《旧唐书·高士廉传》云:“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持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眨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藏为永式。此举开唐代官修谱系之先。之后李义府,柳冲等人均上疏奏改《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或《姓录》,但其体例、实质并未改变,只不过易民间之所重为当朝之所贵而已。唐代钦定《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新的门阀望族,以便和旧的门阀势力相抗衡。表现在婚姻上,王妃主婿必须是当世勲贵名臣之家,不必崇尚山东旧族。但习惯势力,土族以婚姻自高的情形并未改变,甚至连皇帝在土族之家为公主选婿也遇到困难。《新唐书·杜佑传》云:“歧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称疾。”《资治通鉴》载:“大中三年十二月,郑颢弟凯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这段趣事说明,万寿公主虽为宣宗爱女,下嫁进士郑颢,而玄宗还是十分注重家庭礼仪的。李唐家族出自陇西,旧的门阀势力又在山东,唐太宗贵为皇帝不以山东土族为然,是情理中的事。后因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与山东旧族通婚,界限乃被打破。加之后来衰宗落谱,男女潜相聘娶,太宗颁布的《氏族志》实已不能实行。唐中叶以后,风教浸薄,谱录之风随之而消。
 
  隋唐五代也是社会风俗侈靡之世,而且社会的侈靡之风大都来自上层统治阶级。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中国至仁寿年间,令行禁止,极为恭俭。但隋炀帝时则荒滛无度,导致隋代享国不久,既趋灭亡。唐兴,叶气嘉生,薰为太平。《旧唐书·良吏传》序曰:“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国家疆域极广,人口众多。然而承平既久,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则获利越半,加之唐代制度多不健全,贪黩货贿、浮沈取容,奢侈纵恣之风在所难免。特别是唐高宗之后,侈靡之风尤甚。《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诚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乃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族沟壑,猛吏滛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木澄源,涤瑕荡秽。接凋残之后,宜缓其力役;当久弊之极,宜法训敦庞。良牧树风,贤宰重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几可及。”唐自开国至神龙年间,不过五六十年,天灾加上统治者的盘剥,已是民不聊生。但如史书所记之侈靡之风却丝毫不改。唐代开元、天宝虽为盛衰治乱之世,但玄宗也放纵淫乱之习。高宗以来的流荡忘返,武后以来大纵声色,积习既深,终难自拔。玄宗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太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朱紫衣者千余人。至于爱妃杨贵妃更是纵侈十倍。《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十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渲譁沈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丁公著与穆宗的这段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规谏,但也揭露了唐代自天宝以后的奢侈之风。史载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觝杂戏。他还喜欢游猎,曾发神策兵浚鱼藻地,观龙舟竞渡,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会,修宫殿,饰佛寺,侈靡无度。唐敬宗也好击毬,观角觝、百戏、竞渡,甚至好深夜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他还信方术、佛老,派遣使者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以至朝政不理,最后为宦官刘光明等所杀。皇帝如此,手下大臣自然仿效。如玄宗时的户部尚书王琚,深得玄宗厚爱,时号内宰相,性豪侈,不遵法度。他曾典十五州,每移一州,车舆填路,数里不绝,携妓纵禽,恣为观赏,玄宗亦常优容他。天宝丧乱之后,王琚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旧唐书·郭子仪传》载,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至于游观宴乐,斗鸡走马,更是屡见不鲜。
 
  唐代进士及第后,必大行宴乐之礼。即除拜谢恩主(知举者),参谒宰相外,还要举行多次宴集。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曲江宴和慈恩寺题名。曲江宴兴起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兴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每年三月金榜题名的新进士在曲江设宴,四洋之内,水陆之珍,靡不必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齐集于曲江之畔,观者云集,长安几于半空,连皇帝也要亲幸紫云楼垂帘观看,真是热闹非常。在唐代,新中进士眼中的曲江之宴如同仙境,也是宣示荣耀的极好机会。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也不会缺席。《唐摭言》卷三载,新科进士郑光业正参加宴会,忽报家中有人病亡,而他却从容不迫,和大家尽欢而散。更有甚者,曲江宴罢,进士们便到妓院携妓赋诗,寻欢作乐。唐僖宗时的长安名妓郑举举,就常和进士、名人一起宴饮。
 
  此外,民间还广泛流行赌博、斗鸡、走马、养鹰之俗。唐代赌博,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不以为讳。武则天自置九胜博局,命文武官员,分朋为此戏。唐代博戏,长行最盛。长行,是一种类似棋类的赌具,有局有子,子分黄黑,各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二枚。当时王公大人,莫不耽玩,以致废庆吊、忘寝食。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斗鸡之俗,兴于春秋,战国时以齐俗最盛。唐代斗鸡皇帝也很喜爱。唐元宗(玄宗)乐于此戏,曾置鸡坊于两宫之间,索长安雄鸡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其驯养。诸王世家也不甘落后,往往穷家荡产,也要买鸡训养。于是长安城中男男女女都以弄鸡为事。有贾昌者善弄鸡,成为五百小儿长,号为“神鸡童”。一时民间流行着“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由此也可见唐代风俗之一般。
 
  三、隋唐时各地风俗
 
  斗转星移,俗随时变。隋唐风俗,承南北朝风俗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层统治阶级而言,崇尚门弟,尊严家讳,区别流品,慎重婚姻,主持清议是其特点。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隋唐。不过也有了很大改变,如以科举拟门阀,清议变为谋倾他人,借以进取的工具等等。可见风俗的变易,与政治变化,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民间习俗,又有它稳定,保守的特征。“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实际上“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以风俗之侈靡,旧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吴思勉《隋唐五代史》)这说明同是风俗,官风与民风大为不同。
 
  隋代的地方同俗,《隋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唐代地方风俗,杜祐《通典》作了记载。《通典》记各地风俗本《禹贡》九州之说,又增加古南越。现简略介绍如下:
 
  1、古雍州,置郡府四十二。古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唐代都城在长安,所以《通典》说:“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道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家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杂错,风俗不一。”“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
 
  2、古梁州,置郡府六十三。即今巴蜀地区。《通典》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庸、蜀、羌、髳、卢、彭、濮人是也。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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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201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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