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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科研成果最终只是我们自己的消费品，我们的著作只有我们自己在阅读。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是在利用国家资源进行自我生产。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活得像个怨妇似的，总在追问国家为什么每年只给我们这么一点钱。
如果说人文研究只是一种游戏，那么，这种游戏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们又有什么必要不断去重复这种游戏呢？
暂且抛开吕微与宗迪所高倡的伦理价值不说（我从不反对两位的观点，我只是认为在此之外尚有追求"科学"的必要）。人文科学研究在"科学"观念下的伟大意义，不在于对真理的认知，而在于它是一种高尚的智能训练，在于通过不断更换道具与规则的游戏练习，不断地训练知识阶层的思想能力和工作能力。
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知识阶层展开的。通过学校的培养、单位的压力，我们必须努力地习得和遵守各种学术规范，同时，在这些学术规范（游戏规则）的镣铐下，不断展开我们的思想、训练我们的能力，尽可能地推陈出新。
因此，我们必须要求这项活动本身具有可创新的活力，而不是一项已经穷尽了创新可能的陈旧游戏。
我们也不必杞人忧天地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真的就会把民间文化逼上绝路。只要“民间”还在，就永远会有新的“民间文化”形态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今年的野草不复是去年的野草，但一样还是鲜活的“野草”。
学术活动与竞技活动一样，专业学术工作者就如职业运动员，学术出版和学术会议就如我们竞技的舞台。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交流，彼此习得经验，逐步取得共识，确立游戏方式，以奠定范式。当我们把《柳如是别传》捧成一种学术典范的时候，我们决不是说《柳》著比其它同类著作具有更厚重的人文价值或者社会意义，而是说陈寅恪在当今的科学规范与史学规范下，把逻辑与考证的优势都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同样，当钟敬文先生把《孟姜女故事研究》奉为民俗学界“论语”的时候，他强调的决不是《孟姜女》中体现出来的什么爱情至上或反抗强权之类的反封建的社会功能与教化功能，而只是它在民俗学研究工作中的典范意义。
当然，一个单纯的学问家可能不屑于充当什么典范，更不愿意考虑其研究工作的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他可能只是想把学问这样一种游戏玩到最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挥洒得淋漓尽致。他的工作本身，就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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