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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凡对郭沫若的推许，未必能够得到普遍赞同。尽管唯物史观强调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首先还是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侧重于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分期。至于民众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生产活动来表现。此外，历代农民的反抗斗争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尤其是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成为后来盛极一时的农民战争研究的先声。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学人，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路径来建设民史，而这一取向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吴晗等人组织的史学研究会，在所主编的天津《益世报·史学专刊》《发刊词》中宣称：“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时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该专刊后来一年里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研究农民战争和下层群众方面的。(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夏鼐、苏双碧等：《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吴晗撰写的《明代之农民》一文，重点在于起义暴动等非常状态之前的常态之下，农民的生存状况，这无疑是史学界努力接近民史的体现。
民众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就不能仅仅通过物质生产来间接体现，或是只关注农民战争之类的非常状态。前者不能深入了解民众的思维和行为，后者则往往更多地看到民众受圣贤影响的一面。历史学在不断呼唤民史的同时，似乎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时人类学者独辟蹊径，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常态的中国农民生活为研究对象，乡土社会的普通农民，真正成了研究的主体。颇能发人深省的是，顾颉刚呼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中山大学，正是中国的民俗学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地。这似乎显示民史的建立，历史学需要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取得新的动力。而在1920年代，人类学也在面临着重大的转机。按照亲自参与其事并且处于中心位置的费孝通教授的看法，“当时的社会人类学事实上是一门研究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学科，明确提出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谓‘文明’社会，应当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人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注：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1年，第170、25页。)中国学人的努力，不仅地域适逢其会，方向上也合乎潮流。有趣的是，抗战后费孝通和吴晗联手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结集出版的《皇权与绅权》，可以视为社会学人类学与史学的合流。
人类学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门学科的“出身”不好，又过于新颖，与中国的文化习惯有些不相凿枘，影响的范围和幅度有限。由唯物史观所带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史以及农民战争研究，则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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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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