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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兴趣，傅斯年、蒋梦麟等人都曾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则态度暖昧。傅斯年并非完全排斥民俗学，后来他组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要成立的各组，也包括人类及民物。(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傅斯年主要是反对顾颉刚等人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太过随意，不少浅薄无聊，缺乏学术水准。但他将此类工作视为下等材料，还是不免有所偏见。傅斯年虽然同意史学成了一切科学的总汇，他认可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和语言文献学，至于社会科学，则认为主观太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注：傅斯年很少对社会科学表示意见，可以参考的一篇文章是《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369页)。因为对象的关系，傅斯年说的比较客气，意思还是相当明确的。)他的《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更对唯物史观有直截了当的批评。(注：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7—158页。)民俗学研究对于新文学的积极作用，主张平民立场的胡适肯定较多，对于历史学却很少表示意见。在这背后，他和傅斯年都对建设民史缺乏热情，至少反映出部分联系。其中之一，就是两人都不以唯物史观为然。胡适主张科学方法，傅斯年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都强调拿证据来，尽管他们呼吁尽量扩充材料，并且不受书本的局限，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能够支撑民史的材料毕竟有限。
胡适等人的学术取向引起唯物史观影响日益广泛的中国学术界的批评，陈钟凡强调治学要工具齐备且先进，“有少数人他也知道应用科学方法，他唱着以科学整理国故的口号，他的方法：1、搜集材料;2、排比;3、评判，这种方法清人早已做过了……胡适所著《哲学史大纲》，用杜威的论理学五段法，在中国书中已算很精到的了……这种方法治古书很可得到新见解，可是于社会学上的贡献尚少。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乃是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较得丙，丙丁相较得戊，求同求异，同异交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而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注：陈钟凡：《求学与读书》，《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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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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