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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地政府：
和部队相比，当地政府对于解放军烈士庙则显得不是那么支持，这是和当地政府对解放军烈士庙矛盾的定位相关的。
由于庙中供奉的是解放军烈士，此庙便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正面意义，而且，此庙宏大壮美，具有一定的旅游价值，因此，当地政府给予了解放军烈士庙一定程度的支持。2002年，惠安县县委、惠安县人民政府授予了解放军烈士庙“惠安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称号。当地民政局给予解放军烈士庙的补助总共达到4.5万元。
但是，当地政府对于解放军烈士庙很多时候也持否定态度。当地政府否定解放军烈士庙的原因有两点：1、迷信。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国家往往推崇“科学”和“理性”的意识形态，民间宗教活动常被视为妨碍国家富强的“不良风俗”和“迷信”，“解构”迷信经常成为“建构”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一环。[6]一些当地政府官员就曾对曾恨建解放军烈士庙提出质疑：“你这个人有钱不享受，搞这个名堂干什么?建庙是搞迷信活动，政府是不允许的。”曾恨搬出了江泽民在电视里的讲话，来回应这些政府领导，“江泽民主席在电视里讲了，要我们不能忘记革命烈士的功绩，我给解放军建庙就是要纪念革命烈士!”曾恨后来又立了一座石碑，来回应“迷信”之说：“官兵奋战壮成仁，同志于今成大人，塑像奉香非迷信，翻身群众敬功臣。”2、不利于经济利益。以往的海滩，是湿潮的泥泞地带，除了捕鱼者，没有多少人愿意来，因此，以往那座盖在海滩边的小庙，政府也没多加干涉。但改革开放后，海滩突然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别墅、度假村、酒店都以“海”为贵，因此，在当地政府眼中，海滩地带自然成了“摇钱树”。1993年，曾恨到当地政府申请建庙时，政府官员首先提出，“交地皮费100万”，曾恨好说歹说，政府才勉强同意，“先欠着，以后补上”，但之后的十几年，政府数次以没有“地产证”、属于“违章建筑”的理由来拆庙，拆得最厉害的一次是2004年，当时解放军烈士庙旁边准备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镇里的干部将原来的山门、花坛及正在建的新庙堂(当时建了一半，已花费30余万元)都拆去。曾恨以如下“弱者的武器”，来对付当地政府的拆迁行为：(1)、向官员说明解放军烈士庙有众多百姓来敬拜，以此表明拆迁行为“不得人心”;(2)、以其他精英的支持来对抗拆迁，如把各部队首长的留影、题词放在显眼位置，有一次，政府官员差点要把烈士纪念碑拆掉，看到纪念碑背面叶飞的题词，才没有继续拆毁的行为，又如接受企业家的捐款，“你拆多少我再建起来”，再如借助记者们在各大媒体上的宣传，给政府官员的拆毁行为形成舆论压力;(3)、用解放军烈士神灵“惩罚”拆迁者的灵验故事(见文章第四部分所述)，给当地政府官员形成心理压力。当地政府和曾恨在拆迁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博弈，目前，当地政府基本默许了解放军烈士庙的存在，虽然曾恨仍然没把“地皮费”交上。
(三) 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解放军烈士庙的“生存”，得到了不少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支持。
曾恨自己仅有6万多元的储蓄，后来还被人骗走，因此解放军烈士庙能有今日之规模，经济精英功不可没，在庙中可以看到，1万元以上的捐赠不在少数，某企业家还捐赠了20万元作为新庙堂的建设费用，另外，曾恨当初请名匠打造石料时(此庙用了大量石料，而这也是崇武建筑的特色)，该石匠听完曾恨的叙述，仅是象征性地收取了一些材料费。
1997年，女作家北北对曾恨进行了五天的细致采访，回去后其写了《崇武海边的一曲绝唱》等多篇报道，这是首次有媒体对解放军烈士庙进行关注，之后媒体对于解放军烈士庙的宣传，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目前已有十多家刊物登载了解放军烈士庙的相关故事，其中甚至还有台湾的报刊，这些都让解放军烈士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地文人还帮助曾恨将各刊物的相关报道汇编成书，名为《壮哉廿七君》，每当有人来采访曾恨，其便让对方先看此书以了解解放军烈士庙的概况，由于曾恨普通话说不是很流利，此书便在采访者和曾恨之间起了沟通桥梁的作用，这就使解放军烈士庙能够得到更好的宣传。
五、崇武的众神
写解放军烈士庙，不能不提到“和寮公”庙。这是因为解放军烈士庙自建立起，就和“和寮公”庙并行不悖地共存着：1949年，百姓们在海滩上建起了解放军烈士庙，此时“和寮公”庙就在其不远处，而到了1993年，新的解放军烈士庙更是和新的“和寮公”庙紧挨着建了起来，据曾恨说，这两座庙没有谁主谁副之分(但由于“和寮公”“年纪”更大，因此解放军烈士要搬到其旁边“居住”需经过其“同意”)，敬拜者来烧香上供品时都是去两个庙“拜拜”，不会只拜这个庙而不拜那个庙。解放军烈士庙之所以和“和寮公”庙紧挨着，是出于以下考虑：1993年曾恨准备修建新的解放军烈士庙时，势单力孤，因此她便和老人会及“和寮公”庙筹建组合作，大家合力来修建这两座庙，而且，“和寮公”庙供奉的是戚继光部下，他们是抗倭英雄，他们和解放军战士一样都是报国为民的军人，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做起来自然会较顺利”。其实，解放军烈士庙能和“和寮公”庙紧挨着建立，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做不违背当地百姓关于神灵的看法：当地百姓对神灵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多神共存”观，如大年初一是当地百姓去“拜拜”的重要日子，但是这一天，百姓们不会只拜一家而不拜其它家，这样很容易得罪神灵，为了保险起见，大家便会把镇里主要的神灵(如妈祖、关帝、和寮公、解放军烈士等)都拜过，多拜一家就多一分被庇护的可能。正是因为当地百姓持“多神共存”的观点，解放军烈士庙才能和“和寮公”庙如此和谐地共存着。
但是，基督教来到崇武之后，多少打破了“多神共存”的格局。崇武镇信基督教的人数大约为2千多，基督教持“一神论”，即只有耶稣才是神，其他的都是“假神”，因此，崇武镇上的基督教徒入教之后，便不再去信奉妈祖、关帝、和寮公、解放军烈士等神灵。基督教来到崇武，改变的不仅是一部分百姓的崇拜对象，更多少改变了当地文化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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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耿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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