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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试辨正
司马迁很可能非据《秦记》，亲自记述的两例“四十六日”，还可以讨论其真实性。
宋义率楚军救赵，即将进行与章邯军的决战，然而“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后来“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情节，所用时日应当也在这“四十六日”中。对于“安阳”所在，研究者有不同意见。颜师古以为唐相州安阳，司马贞《索隐》以为唐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安阳故城。张守节《正义》写道：“《括地志》云：‘安阳县，相州所理县。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张耳传》云章邯军巨鹿南，筑甬道属河，饷王离。项羽数绝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围巨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粮。按：从滑州白马津赍三日粮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义遣其子襄相齐，送之至无盐，即今郓州之东宿城是也。若依颜监说，在相州安阳，宋义送子不可弃军渡河，南向齐，西南入鲁界，饮酒高会，非入齐之路。义虽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阳理顺，然向巨鹿甚远，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均之二理，安阳送子至无盐为长。济河绝甬道，持三日粮，宁有迟留？史家多不委曲说之也。’”“宁有迟留”的意见值得注意。
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项羽恐，还军彭城。”后九月，“（楚）拜宋义为上将军。”“怀王封项羽于鲁，为次将，属宋义，北救赵。”关于赵国的记录，则有：“秦军围（赵）歇巨鹿，陈余出收兵。”秦军的动向，即《史记·项羽本纪》：“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随后楚军进行军事部署的调整，有集结彭城的动作：“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而秦军围巨鹿的情报传递到彭城需要时间，如此，则“拜宋义为上将军”，率军“救赵”，当在后九月稍晚的时候。《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秦二世三年（前207）十月，“章邯破邯郸，徙其民于河内。”十一月，“（楚）拜（项）籍上将军。”“（项）羽矫杀宋义，将其兵渡河救巨鹿。”要知道，项羽杀宋义的消息上报到彭城，以及楚怀王的命令颁布到军前，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也需要时间。
如此，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看，九月，“章邯破杀项梁于定陶”，十月“章邯破邯郸”，中间有后九月，则章邯的定陶与邯郸的两次行动在前后三个月间。而后九月楚军“北救赵”，十一月“渡河救巨鹿”，其事也在前后三个月间。两军行军方向一致，行程亦大体相近，似乎没有理由说楚军“迟留”。而“留四十六日不进”的说法更为可疑。即使将“后九月，秦军围（赵）歇巨鹿”理解为章邯军已至赵地（据《史记·项羽本纪》，这是王离、涉间的行动），时间则相差一个月，考虑到楚军出动应在后九月稍晚的日子，以及宋义死事上报和楚怀王“使项羽为上将军”命令的通信往返，楚军在“上将军”宋义指挥下的“迟留”，似乎也不存在长达“四十六日”的可能性。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李斯传》：‘子婴立三月。’”《史记·秦始皇本纪》：“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史记·李斯列传》：“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同样的历史过程，一说“四十六日”，一说“三月”，司马迁自己记述的矛盾，似乎也动摇了“四十六日”说的可信度。 对于秦汉之际与宋义和子婴事迹密切相关的两个“四十六日”，史家在自己的论著中亦各有取舍。兹试举数例（√表示采用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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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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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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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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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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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上册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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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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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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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复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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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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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取舍有偶然性或者另外的原因，不足以增益对于本文讨论主题的认识。姑且记录于此，以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秦人传说中的又一例“四十六日”
有趣的是，我们还看到另一例“四十六日”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五九“梁玉清”条记录了这样的传说：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这一故事以“秦并六国”为发生背景，似乎暗示“四十六日不出”的情节与秦史也存在某种联系。
所谓“卫城少仙洞”，《天中记》卷二“太白窃织女侍儿”条引《东方朔内传》、《独异志》以及《山堂肆考》卷三“侍儿谪舂”条引李元《独异志》均作“衙城小仙洞”。《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条：“衙，莽曰达昌。”颜师古注：“即《春秋》所云‘秦晋战于彭衙’。”很可能“衙”是正字，事在“衙城”而非“卫城”，“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淫奔”潜居的地点“少仙洞”或“小仙洞”其实位于秦地。而“太白星”在当时人的天体秩序观念中，位置亦正当西方。 所谓梁玉清子休“配于河伯骖乘行雨”，也使人自然联想到秦人先祖多有御车经历的情形。 而“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的态度，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与秦国贵族妇女生活较为放纵的传统有关。［14］［15］与“耻其母淫奔”类似的最典型的史例，是秦王嬴政发现其生母与嫪毐的私情之后的激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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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象牙塔 2008-10-20 02: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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