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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振]冬至节俗源流及其文化内涵
  作者:李向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4-02 | 点击数:19722
 

  三  冬至节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

  在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由于当时生产生活环境具有明显的不可控性,也就是常说的“靠天吃饭”,民众对自然感到神秘莫测,认为只有顺天而为才可能获得自然的馈赠,于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免在重要节点举行以祭祀为主的各种仪式活动。“岁时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文属性。这两种属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化层面有着强弱隐显的不同变化。”冬至同其他岁时节日一样,在出现之初,自然属性更为凸显。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基础上,基于天象、物候、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以及结合后来逐渐出现的阴阳观念而形成的一种天文历法知识。之后,人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对于自然时间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用以纪时以及指示耕种时序的方式越来越精准烦琐,冬至节的自然属性便逐渐减弱,而其社会人文属性则逐渐增强,这正是冬至从自然时令逐渐成为岁时节日的过程。我们现在讨论冬至节的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也需要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人文属性两个方面展开;同时,由于冬至节主要是农耕文明阶段的产物,现代工业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耕技术及农耕社会文化格局,现代社会中的冬至节又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因此,接下来,本部分将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个维度对冬至节的自然意涵和社会人文意义展开叙述。

  (一)传统社会中的冬至节

  在传统社会,冬至节能够成为岁时节日,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动力。其中,外在因素主要表现于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自然规律尤其是自然时间的认识以及对自然力的掌握,同时具有明显结构性和节律性的农事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岁时观念;内在动力则主要表现在冬至作为自然时序上的重要节点,天象、气候、物候等既是确定该节令的依据,其在产生之后又成为预判这些事象的时间节点,成为民众安排生产生活的重要时间参考。总之,“对古代先民来说,二十四节气绝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制度,更是一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活与民俗系统”。

  第一,根据天象变化以及农事节律来标记时令是古代常见的纪时方式。如前所述,《尚书·尧典》记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就说明古人凭借白昼长短、昴星出现的位置等来断定仲冬时节的到来。根据同样的认识方式,人们确定了春、夏、秋、冬四季,然后根据四季来安排农业生产。因此,包括冬至节在内的古代岁时节令系统,实际上是人们基于农事生产对自然时间的社会建构。

  第二,冬至节为古人提供了敬天法祖的时机和场合。在农耕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在原始宗教和阴阳观念的指引下,对于自然及作为重要生产生活知识创造者的祖先极其敬畏,而这种敬畏之心往往表现为各种虔诚的祭祀活动。冬至节为这些祭祀活动提供了时令上的时机和场合。同时,在祭祀活动中,冬至无形中承担了调节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的重要职能。比如《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戒,处必掩身。身必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第三,在传统社会,包括冬至节在内的岁时节日是官府实施礼治教化的文化资源。无论是先秦时期冬至祀天,还是隋唐以后冬至大朝会,无不体现着传统社会中的礼治思想。《周易正义》载:“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冬至祀天实际上正是“神道设教”理念的实践。同时,在此理念的支配下,皇帝和政府(朝廷)通过对冬至节活动的控制,使其成为定尊卑、别贵贱、成教化的社会治理资源。在冬至节俗中,祀天祭祖及大朝会仪式规制是最能体现这种礼治教化的思想与实践。如前所述,早在唐宋时期,冬至的祀天仪仗、月舞、规格、场地等都已经形成固定规制,到了明清时期,祀天仪式更为隆重,这些无不昭示着古代官府通过这些代表“礼”的仪式来宣示、强化统治合法性,并巩固、加强社会等级秩序。

  第四,冬至节为古代国家与民间之间实现礼俗互动、构建礼俗互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合适的实践场域。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稳定社会结构有赖于完善的礼俗互动机制。所谓礼俗互动,简单来说就是礼制的下行与民俗的上行,礼制与民俗的这种互动保证了传统国家与民间社会的有效沟通,从而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在礼俗互动的过程中,岁时节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对于冬至节来说,自秦汉以后,国家不断增强对该节日的重视,各种来自官府的庆贺活动与庆典仪式逐渐扩展到民间社会,民间社会也逐渐形成诸多节日习俗,以与官方礼制相对应。比如:官方有冬至祀天仪式,民间则对应有冬至祭祖习俗;官方有冬至大朝会制度,民间则有冬至亲友往来庆贺的习俗,等等。到了明清以后,官方与民间的礼俗活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前所述,道光皇帝曾御笔亲书“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为《九九消寒图》,后全国各地均有流传;民间社会的以画梅花为主要方式的消寒图也传至宫中,成为较为普遍的习俗活动。冬至节“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

  第五,冬至节是古代民众的狂欢节。在古人观念中,“冬至大如年”,又有“肥冬瘦年”之说。如《岁时广记》记载:“都城以寒食、冬、正为三大节,自寒食至冬至,中无节序,故人闻多相问遗,至献节,或财力不及,故谚语云:‘肥冬瘦年。’”这说明在古人眼中冬至是非常重要且值得大肆庆贺的节日。从宋代以来的诸多民间节俗可以看出,同官府一样,民间社会也将冬至节作为日常生活调适、社会关系重整、人神秩序重塑的重要场合,并且在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中突破日常生活的种种规范、限制,实现一种狂欢的体验。因此,冬至节对于民众而言,又是一个狂欢的节日。

  (二)现代社会中的冬至节

  随着工业革命兴起,人类逐步进入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工业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耕技术,重塑了人类的文明形式。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到现代的工业文明,包括节日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符号及其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岁时节日,冬至节的文化内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第一,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已经不再是安排农事活动的主要时间依据。一方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农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时间维度。借助现代技术,人们可以根据生活所需在任何时候进行农事活动,即便是在传统耕作区,人们对于传统农耕知识的依赖程度也大大降低。另一方面,20世纪初,随着西历纪年方式传入中国,公历逐渐成为官方的主要历法系统,人们安排农事活动,可以根据公历历法系统辅以阴历历法系统做出准确判断。相对而言,更为笼统的二十四节气基本失去了指导农事活动的价值。

  第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冬至祀天仪式、大朝会制度完全消失。如前所述,冬至祀天和大朝会是传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制度,民国以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家组织不再奉行“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也无须通过祀天、朝会等仪式活动来确定政府的合法性。

  第三,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民间冬至节俗逐渐消失,冬至重新回归自然属性凸显的状态,其社会人文属性不断减弱。这些因素大体包括两类:一是前面说过的民国以后开始实行公历纪年。为配合历法改革,过去的阴历正月初一改称“春节”,而公历1月1日则称为“元旦”。为突出公历纪元的重要性,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将“元旦”视为节日,并实行放假制度。由于增加了“元旦”节日,而冬至距离元旦日期太近,于是冬至逐渐不再作为节日出现。二是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生活贫困的人们大多时候无暇过节,仅有部分习俗比如祭祖得以保留。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进入艰苦探索阶段,冬至节的许多习俗都被当作“四旧”予以废除。因此,20世纪初到80年代是冬至节的衰落式微阶段。

  第四,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推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冬至节的社会人文属性有进一步回归、复兴的趋势。当前不少地区的冬至节俗活动颇为丰富,在保留传统节俗的同时又融入许多现代元素,增强了现代冬至节的生命活力。

  以上是现代社会中冬至节的基本特点。当然,如前所述,尽管冬至节俗有回归趋势,但受到放假制度等因素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时间安排上,冬至并不像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那样作为全民的重要节日而存在,整体来说,其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部分节俗的恢复而不是向整个节日系统的回归。尽管不少地区的节俗活动相对比较隆重,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或民族性色彩。另外,尽管作为岁时节日的冬至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更主要地体现在传统社会,但二十四节气的文化价值越来越受重视,冬至的当代价值也得以进一步凸显。在此,仅结合二十四节气重要性的相关论述,概括总结现代社会中冬至节俗的文化意涵及当代价值。

  首先,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对自然时间的认识,凝聚着古人的生产生活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20日,二十四节气作为民俗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1月30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的重视,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潜力的软实力。

  其次,部分传承至今的冬至节俗,如饮食习俗、禁忌习俗、祭祖习俗等蕴含着古人的时间观念、阴阳观念、伦理观念和尊重自然的观念等,其中表现出的崇宗敬祖、顺天应时、节用有度、家庭团圆等思想无不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着传统的智慧。同时,作为农耕文明时代的重要节日,冬至节俗还承载着现代人的乡愁,为现代人反思当下生活提供生活文化依据。

  再次,在当前很多地区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冬至仍然承担着调节日常生活、密切社会关系、增强社会互动、重塑家庭和社区共同体意识的职能。尽管当前冬至节在现代节日体系中已不如传统时期那么重要,甚至不再是全民节日,但在很多地方社会,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传统。不管是盛大的宗族祭祖活动,还是简单的家庭聚会活动,无不体现着地方民众借助冬至节实现调适社会生活、稳定社会结构以及追求和谐社会秩序的愿望。

  最后,现代社会中的部分冬至习俗具有经济价值。对于当下的消费社会而言,传统社会中冬至的部分节俗,如具有观赏性的仪式活动,以及具有较强参与性和体验感的饮食习俗等,与当下民俗旅游开发相结合,其蕴含的经济资源价值也得以显现。

  总之,作为农耕文明时期的产物,冬至在传统农耕社会既是指导农事安排的时间节点,又是包含丰富习俗内容的岁时节日,兼具天文历法与社会文化双重价值;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冬至作为传统时间观念,与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习俗一起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赋予许多新的时代意义。在未来,一方面,从学术研究上看,对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冬至及其具体习俗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冬至的节日内涵及价值;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冬至作为传统历法系统的重要节点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国家层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学者、媒体与社会大众也应该进一步推动包括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的保护立法行动,以期从法律和制度层面重新确立冬至的重要节日属性。

  四  结语

  在传统农耕社会,冬至是非常重要的岁时节日,是古人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并非从来就有,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脉络。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在殷商时期,作为自然时序的冬至可能已经出现,西周以后开始出现冬至祀天礼仪,在自然时序基础上冬至开始增加社会人文因素,逐渐有了节日的特征。秦汉以后,冬至节俗进一步增多。尤其经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两朝的拓展,冬至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节日。两宋是冬至节日的定型时期,也是形成官方节日系统、民间节日系统以及官民互动的关键时期。明清时期基本承袭前制,冬至节俗更加明显地区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同时,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更加频繁,祀天仪式、朝廷大朝会、民间祭祖、私塾祭孔、饮食习俗、亲友拜贺、士人拜冬、数九消寒等各种节俗活动基本定型并且达至鼎盛。清末民初以后,冬至节逐渐退出重要节日体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减弱,只有部分节俗得以传承保留。20世纪中叶,冬至基本已经退出传统节日系统,而重新回归二十四节气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文化不断复兴,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传统节日,民间冬至节的习俗也逐渐恢复,主要包括冬至祭祖、冬至拜贺、冬至饮食等,有些地区还出现冬至上坟修谱等活动。

  历史上,冬至兼具自然与人文两种属性,既是古人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创造,又是重要的岁时节日。从天文历法上看,冬至作为重要时间节点,为古人安排农事活动与日常生活提供了依据,比如古人常常在冬至进行騐岁,以指导来年作物种植类型,又比如人们根据冬至是阴阳交替的时间节点来安排意在养生的饮食与生活作息,等等。从社会人文属性上看,作为重要的岁时节日,冬至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调适,使君臣关系、官民关系、人神关系、邻里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等得到调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冬至节的重要性减弱,但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恰恰相反,现代社会赋予了冬至新的时代意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冬至诸多习俗,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来源,同时也为现代人的“乡愁”提供寓所,另外部分节日元素与现代旅游相结合,还产生了不少经济价值。

  总之,冬至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的岁时节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价值,既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适应,承载着人们对于生活的厚重期望,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因此,在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以及消费社会民俗主义盛行的今天,冬至节的命运应该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文章来源:《节日研究》第19辑,2022年。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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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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