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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迷茫与摸索的时代：2000年代
1.“妖怪学”化、“柳田学”化
1970年代以后，引领日本民俗学的宫田登于2000年去世，民俗学界从此陷入迷茫期。对个别的细分的事例的研究不断积累，但展现民俗学整体的研究迟迟未能出现。青年研究者中间也看不到学术上的开疆拓土，只有“妖怪学”化与“柳田学”化的推进。前者并不过问为什么妖怪研究是民俗学，妖怪研究究竟与什么有关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是埋头于“妖怪”（所代表的民间信仰的事象）的细枝末节;后者认为只有柳田国男的著作中才有民俗学的可能性，沉迷于对柳田的“再读”和“再评价”，无法跳出柳田的架构。
2.现代民俗学会的创立
2008年，为了振兴不断衰退的民俗学，一批学者创建“现代民俗学会”以区别于原来的日本民俗学会。该学会认为“尖锐化”（以构建新理论为目标）、“实质化”（明确表述民俗学中迄今为止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知识前提和技法，构筑与其他领域进行对话和开放性讨论的基础）、“国际化”（与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进行交流）是应当实现的课题。
十、国际化与公共民俗学：2010年代
1.国际化
现代民俗学会的活动，对民俗学界整体动向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在2010年前后逐渐看到端倪。其中之一就是视野向海外的拓展。在战后民俗学70年的历史中，如前所述，以比较民俗学的形式与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进行了交流，但对欧美民俗学的动向几乎没有关注。面对这一状况，学界展开了对美国、德国、中国的民俗学论文的翻译和研究者的招聘工作，参加美国民俗学会和在学会发表的日本研究者也急速增加。
2.公共民俗学
另一方面是对“公共民俗学”的提倡。近年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被要求学问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一动向与民俗学本身的特性是非常吻合的。民俗学的出发点原本就是“在野的学问”、“民间学”，如今也有不少在野的研究者。由于这一优势，关于民俗学学问的公共性的讨论非常积极，构筑民俗学重要支柱“公共民俗学”的动向开始显著起来。
十一、民俗学的再文脉化：今后的民俗学
1.从民俗学到Folklore研究
民俗学这一学问，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多种民俗学，有各种各样的民俗学存在。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已经形成了网络，各国的Folklore研究在彼此尊重个性的前提下，进行共同探讨。日本的民俗学尚未接入这一网络中，但今后有必要参加进来进行讨论。这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潮流不可抗拒，但更重要的是积极参加讨论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报告者们对自己学科的称谓，从“民俗学（Minzokugaku）”变为“Folklore研究（Folkloristics）”，也表达出积极参与Folklore的全球化讨论的意愿。
2.“Folklore”与“Folklore研究”
对应于现在的Folklore研究的水平，如果要对“Folklore”以及作为学科的“Folklore研究”进行定义的话，可以作如下说明。
所谓Folklore，是Folklore研究为了把握研究对象而设定的概念，是“在某种共同语境下，人与人（folk）之间产生并延续下来的经验（experience）、知识（knowledge）、表达（expression），与高雅文化（high culture）、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有关，但在概念上又与之相区别的东西。”此外，与folklore相关的交流进程被称为民间交流（folk communication），使民间交流得以成立的媒体被称为民间传媒（folk media）。
而folklore研究是人文社会系谱学的范畴内成立的学科之一。其目的是通过folklore研究，阐释世界的形成。folklore研究批判和发展地继承了迄今为止的民俗学知识传统，学科具备以下7个要素。
①以folklore为研究对象。
②认为“现在”是在厚厚的历史地层（时间性）上建立的，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基于与“过去”的相关性的论证，对“现在”的事象进行解析。
③重视人与“物”（造型物、物质事象）的关系。
④在把握对象时，除社会科学的语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领域相关的语境）之外，也重视人文科学的语境（与语言、文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主要研究对象领域相关的语境）。
⑤生产folklore的活生生的人们（folk）以及他们生活的空间，与研究者、学界之间有着很深的交互性（reciprocality）。
⑥不是所谓的“进口学问”。是生成母体的语言圈内自发产生的。
⑦各语言圈内自发产生的folklore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形成不拘于某一语言圈的知识。
3.“叙述的权利”与folklore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folklore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浪潮的强大冲击下，生活在全球各个地区的人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并生存下去。而这种智慧应当如何通过folklore研究表达出来，是folklore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folklore研究比较发达的地区，并非是在强大的国家中，而是在其周边地区，例如德国、北欧、东欧、爱尔兰、日本、作为新兴国家的北美等地区。又或者是强大国家内部的远离中心的地区，例如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威尔士、苏格兰等。推进这些研究的也是生活在当地的人们。这与人类学不同，人类学在英国、法国和作为强国的北美产生，它们以霸权的姿态对非基督教圈的“他者”进行研究，并非发自弱者立场上的学问。
斯皮瓦克、萨义德、巴巴等后殖民主义比较文学者们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着无数的语言”应当赋予其主体性，“我们必须将南半球的语言作为活跃的文化媒体看待，而不是将其视为被都市移民所认定的基于无知的文化来研究。也产生了“通过西欧中心主义和帝国的经验带来的惨痛回忆，学到的不同形式的人文学。”这样的说法，以及“希望能生动地描绘出这样的视角，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人们处在巨大的经济洪流和文化投资这一世界性系统的内部，面对这些无法抗拒的因素，如何生存下去，通过劳动进行物质生产，创造性地活下去。”必须保证那些“被强制沉默的人们”讲述自己的“叙述的权力”。这些观点与上述folklore研究的使命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当事人成为主体践行上述后殖民主义学问的实践，并在全球范围内比照和共享，这正是folklore研究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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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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