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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史学方法论”的学术化：1960年代
1.民俗学研究所的解散与向大学进军
柳田国男将民俗学的学问和方法论体系化，并成立了研究所和学会组织，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进入大学制度，没有开设专业课程，民俗学的研究主要是由在野的研究者推进的。民俗学进入大学制度，并有了专业的课程，是在1958年。在历史学学者、民俗学学者和歌森太郎的主导下，国立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开设了史学方法论专业（招生5人），学生同时接受考古学和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同年，成城大学也在文艺学部文艺学科中设置文化史课程，开始了民俗学的专业教育。
2.非“语言学”的“历史学”架构的运用
日本民俗学在进入大学制度时的重要特征，是运用了历史学的架构。而美国民俗学在1970年代以后表演理论研究的推进中，与DellHymes等人的社会语言学发生紧密联系，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理论化。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六、学术的民俗学：1970年代
1.“传承母体”中民俗的“有机关联”
以东京教育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的民俗学，不断受到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1970年前后，其研究从以“重出立证法”和“周圏论”为方法论的全国比较的视点，急速转向了“传承母体”（一个集落）中民俗的有机关联，以及基于此的个别地区的民俗史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论被称为“个别分析法”或者“地域民俗学”。“重出立证法”和“周圏论”则被批判为要素主义，认为它们缺乏对地方社会语境的关心。
2.对语言关心的减退
在学术化之前的民俗学，对“民俗语汇”的整理和分析是重要的方法论。所谓民俗语汇，是指“被选出的能成为了解民俗的线索的词汇，它们往往伴随着对当地民俗资料的详细解说”。但也有研究者如仓田一郎（KurataIchiro），并不把它们看作单纯的目录，而是用它们进行分析。民俗语汇在1930年代被分门别类，形成《产育习俗语汇》、《丧葬习俗语汇》、《分类山村语汇》、《分类渔村语汇》等等，在战后又产生了《综合日本民俗语汇》（1955－1956年）。
然而，在1970年代兴起的方法论转换中，运用民俗语汇的研究被称为“语汇主义”而遭到批判，围绕语汇的方法论的妥当性尚未得到深入探讨与验证，对语言自身的关心就急速消退了。
3.学会的细分化
在这一时期，口承文艺学会（1977年）、日本民具学会（1974年）、民俗艺能学会（1984年）相继成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民俗学在使用历史学架构进行学术化的进程中，把一直以来逐渐融入民俗学中的对语言、物质文化、美学的关心，从民俗学本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现象。
4.比较民俗学
1970年代，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对与日本相邻的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东亚诸国、诸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民俗学）的研究者。正如在4.3部分提到的，1930年代以后的柳田民俗学，强化了其作为“一国民俗学”的特质，其方法论中并不包含与海外相比较的做法。这可以说是柳田在方法论上的禁欲主义表现，认为“在一国之内的民俗学研究的完成度尚不太高的阶段，没有必要同海外进行比较”。但在柳田去世后，随着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在确保方法论的严谨的前提下，尝试与海外进行比较研究的立场。
5.从东京教育大学到筑波大学
在1960－70年代的大学纷争中，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文教政策，停办了东京教育大学（1978年）。原本在该大学中进行的培养民俗学研究者的工作，转移到了新开设的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专业民俗学·民族学课程（1975年开设）。其后，该课程体系下培养出大量民俗学研究者，在全国各个大学担任专任教师。从该课程·研究科的名称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民俗学仍然与历史学维持着联系，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联系也逐渐增强。
七、文化人类学·文化符号学·社会史·都市民俗学：1980年代
1.文化人类学·文化符号学与民俗学
在1980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符号学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一批扎根于文化人类学又参与到日本民俗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将这些动向导入民俗学内部的民俗学研究者。前者以小松和彦为代表，后者以宫田登为代表。产生了很多诸如运用符号学方法，将妖怪出现的场所解读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边界的象征”之类的研究。
2.社会史与民俗学
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史研究（年鉴学派）被译介进来，网野善彦（AminoYoshihiko）等人的日本社会史研究也产生了大量成果。尤其是后者中，可以看到与民俗学的直接关联。以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之一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1981年设立）为舞台，将文献历史学（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近代史）、考古学与民俗学结合的共同研究也很活跃。《日本民俗文化大系》全14卷别卷1（1982－1987年）的发行，可以说是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进行交叉研究的成果之一。
3.都市民俗学
此外，在1980年代，以生成并传承于都市的民俗为对象的都市民俗学得到了发展。以都市为背景的住宅区、写字楼、公司、通勤电车、出租车、闹市区、市场、祝祭活动、婚礼葬礼等仪礼、陵园墓地、都市萨满、新宗教、妖怪、都市传说等都成为研究对象。
随着与文化人类学·文化符号学·社会史的关联，以及都市的对象化，1980年代的民俗学表面上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八、“民俗学的不幸”：1990年代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当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群体中，出现了激烈批判民俗学的青年学者。他们认为民俗学虽然表面上非常兴盛，但缺乏独立的理论，作为一门学术难以立足，而民俗学者们甚至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这种现状（“民俗学的不幸”）进行了批判。此外，他们认为民俗学的可能性，存在于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整”体会“现在·这里”的真实——这种知的个性中，这是与官方学术的特性相违背的。然而，民俗学界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一批判和建言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时间却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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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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