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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并非拘囿于自己的研究圈子中，要有更宽阔的研究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9]、《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10]等文章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中国文学地图之重绘是在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就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文学史常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11]深入阐释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学科的确立意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学科，它的意义在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局限于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可以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实践出发，在与比较文学理论的交融和与哲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和探讨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理论课题，并且可以将这探讨中形成的理论，再用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12]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文中还提出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作为对“多元一体”的补充，突破既有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从而提供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13]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做了详尽的梳理，厘清了各方争议的焦点，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14]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出发，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同时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这种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15]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张杰《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16]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今日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尤其是在人性精神和文艺功能两方面存在很多偏颇。希望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能够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适当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比如其“深描法”，以文本为基本立足点，访寻其产生的文化场域，结合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文论产生、发展和流变的过程，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邓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
（三）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和开阔的研究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已在评论界获得声名的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17]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既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但他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他苦心孤诣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在作品中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18]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的倾向和整个人生观都有决定的作用。他早、中期的作品中，许多主人公是“隐蔽的”旗人，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之为“隐式满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他首次全面反映满族人在清末时的全景式生活的作品，堪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硕果。王学振的《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19]着重分析了老舍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阐释，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20]以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为出发点论述沈从文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并在完成疗救自我的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角色转化，是基于他对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蒋淑娴的《沈从文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重构》[21]、刘海军的《心理批评视阈下的沈从文文学批评》[22]、肖向明的《原乡神话的追梦者——论沈从文的原始宗教情结及其文学感悟》[23]等文章从多角度的切入研究也算是各有千秋。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更为广泛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吴思敬的《图腾诗：民族诗歌发展的一种可能》[24]侧重于南永前诗歌中体现的朝鲜族古老的图腾意识与现代审美文化思维空间的融合。黄伟林的《“身份焦虑”与“浑身是戏”——壮族小说家凡一平小说论》[25]考察了作家本身的身份转换对其创作的影响。杨荣的《意义与限度——重评〈美丽的南方〉》[26]以当下的视角对陆地的经典作品有了更深层的重新阐释。陈庆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一种魔幻现实主义？》[27]则从概念入手质疑对扎西达娃小说定位的准确性。这几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他们不落陈臼，尝试新的研究角度。
关纪新《风雨如晦书旗族——也谈儒丐小说〈北京〉》[28]发掘了儒丐的长篇小说《北京》，认为此书是迄今能读到的用中文书写的、最为真切详备地收录有民国伊始京师旗族命运场景的记实之作。以《北京》为文本，能够窥见满民族在民国初年遭逢大变迁之际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体会出满民族在命运倾覆时刻展示的某些内质。王菊、罗庆春的《从本能到自觉:民间立场坚守与批判精神高扬——栗原小荻文学评论思想探析》[29]认为栗原小荻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采取的是与先锋精神和个人独立意志相契合的真正的民间立场，追求一种自在地探询和自为地表述的生存方式。站在民间立场对当代文坛现实进行透视对中国当代文坛的观察和思考的过程，其实也是栗原小荻以民族作家的身份不断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李生滨的《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小说创作散论》[30]评论了一容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西海固文学”，是自觉书写苦难、贫困和内心坚韧的文学，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以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回汉文化的交融，带给宁夏作家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了一容来自生命承受苦难的文学追求，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学的亲历性、体验性和真实性。
还有其他的评论涉及白族诗人晓雪、土家族作家叶梅、傣族作家段林、藏族作家龙仁青、哈尼族作家哥布、满族诗人牟心海、大解，壮族诗人黄堃，侗族诗人王行水、纳西族散文家杨世光、苗族作家向本贵、侗族作家隆振彪、土家族作家孙健忠、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聂勒等，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
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和女性视角的文学创作也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热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甚至跃居主流的力量。姚新勇的《多样的女性话语——转型期少数族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话语》[31]认为超越简单的传统与现代、女性与男性、束缚与解放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更为复杂、深刻地探讨变动的社会中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对女作家的创作来说可能更为重要。黄玲回顾了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写作情况。女作家有自身独特的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她们的写作确立女性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并以独到的女性眼光和视角，为当代文坛提供新的审美内容，也完成了对自身文化品格的建树。[32]田美莲认为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建基于对民族、文化、历史、现实等的叙事。[33]周翔以台湾原住民女作家的创作为例论述了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作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历程，被记录在文学中的自我文化认同，使台湾原住民能够藉以自身为主体的文化身分的重新书写，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34]满、壮、藏、维吾尔等民族的女作家的创作也颇受关注。
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学语言上的文化气质差异、不同民族文学创作的比较、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发展情况、维吾尔文学的朦胧诗现象、维汉双语合璧诗歌、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研究、20世纪初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科幻创作……等等，话题的丰富给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许多新鲜和富于原创活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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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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