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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俗学中最微妙的论战，也许就是学者们对流行的“民俗”（folklore）和“神话”（myth）二词不断进行修改的尝试。在报刊杂志和许多人的常识中，这些词汇意味着“误传”、“误解”和“过时的观念”。这种误解和误用，似乎还是那种认为只有落后无知的人群才有民俗的观念在今天延续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称为“民俗”的东西，在社会的所有阶层中都大量存在，学者们应尽力去阐释其延续和发展状况。
这些唇枪舌战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可能会使刚刚对民俗学感兴趣的人望而却步。无论如何，论战大都已成往事，当今的专业民俗学家们相互切磋交流，在大学里，民俗学成为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许多学生已经成为美国民俗学界的佼佼者。
我们无法杜绝缪勒和拉格兰的徒子徒孙，民俗研究的每个时代，都有些特立独行、逆风使舵者冒将出来。当一代学者们研究文本和作品时，一群新秀则大声疾呼要注重民众本身，接着一批又一批新锐出现，主张重点要研究交流、表演、结构等等，不一而足。往日的学界弄潮儿，如今步入中年，成了大学里的民俗学教授，轮到他们开始在课堂里穷于应对那些年轻气盛的初生牛犊们。
有些著名的民俗学家在描述学界学派现状时承认，除了普遍公认的一些方面，各学派的差别明显，方法各异，理查德·道尔逊在《民俗和民间生活概论》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是初学者的必读书目。以各学派的研究重点作为特征，有助于我们了解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
最为突出的单一研究是民俗的“作品”——文本，它是民众行为的最终产品，它可由文字构成（歌谣、故事、谚语等），亦可由物质材料（棉被、谷仓、烟囱）或是音乐、身体运动（舞蹈、手势），乃至由基于文化的思想和行为（信仰、习俗）构成。只要注意这一词汇的宽泛用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俗学的文本取向。通常，人们将文本分门别类，探究其内容、结构以及与其它文本的关系。比较研究（如历史地理学派）认为，对文本变体的研究可以勾勒出其真实的轮廓和主要特征，通过对文本变体的更动保留情况研究，推断其发展的过程。这一学派盛行一时，原因之一是早期许多的民俗学者是研习文学出身，而文学中文本占据中心位置。当今的民俗学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本”一词，接近其语源学原义“一种编织物”，成为一种文化概念的表述。
另一学派是人们早就熟知的、如今被许多民俗学者支持的人类学，可称之为民族学取向。其重点是研究生产知识并供给现存文化母体的人群，在此文化母体中，文本被清晰表达、明了易懂。文本或“作品”自是重要，但学者们更致力于研究人群的动态：是什么，如何运作，如何使自身延续生存，现实中和逻辑上的同类为何，其系统（亚群体、氏族、社会阶层、血族谱系）情况，以及所有这些社会现实是如何以当地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如果说文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它是什么？如何起作用？”那么民族志学的基本问题则是“某种特定文化如何表达自身，如何以传统的方式分享价值观？”
最近的另一种研究取向是表演理论，注重个人演出者和传统作品的创造者在表演过程中观众的反馈互动。其基本问题是“谁在为谁表达什么——什么时候，怎样，为什么？”还有学者倾向于研究某种民俗怎样和为何在各种特定的场合持续运作，这种取向可名之为“功能”学派。为什么某些特定的民俗元素会出现？为什么我们要将之传承下去？毫无意义、失去用途的传统是难以存在的，功能学派的学者通过研究特例和传统表达与行为的应用，来说明民俗的产生和传承。
近年来最为突出的民俗研究方法或许是“语境论”，注重民俗发生、发展的当下环境的细节研究。其中最基本的是心理方面：当某个传统被实践时，个人的生理、心理动力和抑制的感受。特别是利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民俗学家们致力于寻求各种文化中基本的心智过程与哺育传统行为、表达的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除了个体的心理方面之外，许多民俗学家探讨民众表达或作品产生的当下自然语境：到场的人群，天气，职业环境，或者其它会导致或改动传统行为、表演的处境。在另一层面，语境论者对地理因素颇感兴趣——某个地区是如何影响传统的保存和发展的。更推而广之，还涉及历史语境——人类经历的特定阶段可以引致民间传统的发展或断裂（语境论对历史和地理的关注不应与前述的历史地理学派混淆，后者的主旨是作品本身）。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语境，已成为新近探讨性别、种族和职业民俗著作中关注的对象，从而扩展了当代民俗学家的阅读视野。
当今的民俗学家可以借语境理论各展所长，大多数重要的学者都在关注上述一个或数个方面，他们将语境因素作为标准的研究对象。人们公认，正是语境论不可避免的影响，使得当代民俗学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分道扬镳。当然，最好的民俗学批评著作还是集各家之所长者，例如阿兰·邓迪斯和亚历山德罗·法拉希讨论锡耶纳赛马节的《广场上的土地》就是对特定民间传统进行多学科探讨的典范之作。
在尚待探讨的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民间美学。在传统歌谣的演唱和故事的讲述中，在民间戏剧的演出中，在谷仓的建造或被子的缝制中，以文化为中心的审美（趣味）在何等程度上起作用？学者们似乎注意的是显而易见的群体标准，却对表演（执行）者自己的审美观有所忽略，特别是未能重视传统艺人们对习俗惯例的突破、质疑和抵触方面。在本书的第五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类特例。在探讨民间美学方面，亨利·格拉西的《当今的土耳其传统艺术》无疑是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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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3-5-2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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