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德金供奉的祖师是毕颇和色姥，即一位男普安和一位女赵安。在罗罗颇祖师附体型史诗歌手传承模式中，某人成为赵安(巫医)是成为普安(高阶祭司)的必要条件；但某人成为赵安，并不一定能成为普安。罗罗颇历史上，巫医自古较多，往往每村皆有一位或多位。而高阶祭司普安，却往往一个乡镇仅有一位或两位。能得真传者，更是凤毛麟角。巫医的经验，往往是作为普通人的他/她突然疾病缠身，难以用药物医治，通过资深巫医占卜神谕，确定是否是赵安祖师纠缠，准备附体；如果确定如此，则举行“过犁头”仪式，顺利获得巫医资格，开始为族人治病。巫医中聪慧并带有仙命者，受普安祖师纠缠，或自愿跟随行祭祀的普安长期学习后，方可出师，主持婚丧祭仪、祭天仪式等活动。

　　色颇的宗教经验，是神灵附体、出神和迷狂，其标志性法器为羊皮鼓，师刀和牛角号。羊皮鼓以羊皮为鼓面，铁条为鼓圈，木棍为鼓椎。师刀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铁质刀片，刀尖向上；下部与刀柄结合的是铁质或铝质的大法圈，大法圈上套着数个小法圈，摇动时，咝咝作响。牛角号，为牛角制成，尖角处为口，吹号时发出呜呜的声音。色姥作法时，边敲击羊皮鼓，边摇动师刀，间或吹牛角号，有时还伴随着舞蹈。吟唱咒诗，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舞蹈、咒诗之目的，皆在于降神。左门村的色姥说，他们的出神经验，要么感觉神灵的画像逐渐扩大，要么舞蹈时有神灵相助，灵魂出窍，身体轻盈，有欣快感———即所谓的狂喜。鲁德金家的色姥画像，对羊皮鼓有鲜明的表现。

　　毕颇的宗教经验，主要是神灵附体。毕颇在演述史诗的过程中，祖师降临并附体，是史诗得以完整、准确、流畅并发挥宗教功能的前提。毕颇的标志性法器，是“毕罗兜”(即毕颇的法杖)、五福冠、宝剑、阴铃、阴锣和木刻。本文所指涉的毕颇身体装饰，是当代依然在彝区活形态流传的彝族男性高阶祭司毕颇史诗演述传统中的一套视觉符号体系。

　　鲁德金供奉的祖师神像，因受30多年祭祀时烟火所熏，并且神坛位于二楼空间狭小、光线昏暗的房屋内，故无法拍摄到高清的图像。擦拭神像对罗罗颇而言是宗教禁忌，这意味着亵渎神灵，并将削减其灵验性。笔者在左门乡梅子村史诗歌手鲁玉庭家神坛上拍摄到较为清晰的祖师图像。(图2)鲁玉庭属于色颇，即男性巫师，其所掌握的史诗诗行十分有限。鲁玉庭供奉的第一位祖师为低阶祭司色颇，其手持神铃，前方供奉着插满令旗和师刀的神案；第二位祖师为高阶祭司色颇，其手持神铃、神枝，头戴法冠，骑着配有红色马具的黑马，一条黑犬紧随其后。此幅祖师神像是鲁玉庭的儿子鲁毅所绘制，绘制年代较鲁德金所供奉的画像晚，其绘制风格明显参考了左门罗罗颇男性的体质特征和服饰特征。

　　至今依然活形态传承着毕颇文化的歌手鲁德金在演述史诗时，头戴冠顶插着竹鸡毛的五福冠。(图3)五福冠上画有五位神灵。第一位手举双斧，号杨四将军；第二位一手持神铃，一手持法杖，号毕颇祖师；第三位手举一对烧红的铁犁，号太上老君；第四位手举双碗，号火龙太子；第五位手举双刀，号双刀天子。五位神灵画像的其余部分是程式化的，他们的法冠，顶端是并列的红色三角形图案，下面是“凹”字形冠，中空，两侧呈方形，由外部蓝色方形嵌套内部黑色方形。神灵的面部，浓眉大眼，耳朵和鼻子也描画得硕大无比。朝向两边的八字胡须和向下生长的山羊胡子，是老者的标志。神灵的眉心、脸颊和嘴唇都是红色，象征着强盛的正义力量。神灵统一着蓝色上衣，黑裤，黑布鞋，腰系红腰带，这些特征表明神像是画师以当地男性长者的形象作为基础，并以神话图像加以融合而创造成形的。每尊神像顶端的三角形尖部，都扎制了二至三根竹鸡毛，并缀红缨。周边红色的带子，供毕颇将五福冠扎在头部。头戴五福冠的毕颇演述史诗时，一手摇铃，一手摇法杖。毕颇的法杖，又称毕罗兜，汉语称木铃拐杖。其主体部分是一只巨大的鹰爪，鹰爪上坠着小鹰爪、豪猪毛、马鹿尾和小铜铃。(图4)每一诗行的演唱，都配合着神铃和法杖摇动时发出的仪式音声。乐器发出的仪式音声，作为唱腔的伴奏元素而存在。伴奏元素有助于强化史诗歌手的记忆和演述的声响效果。

　　图3 鲁德金在丧葬仪式中演述史诗《教路·分家》。李世武摄，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