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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世纪俄罗斯神话学派的研究
俄罗斯神话学家一直保持对西方神话理论的兴趣。18世纪-19世纪初，欧洲神话哲学思想已经传入俄罗斯。从19世纪到20世纪，格林的比较神话学、缪勒和库恩的自然神话理论、泰勒、兰格等人的神话人类学思想，以及弗雷泽的仪典－神话论、马林诺夫斯基的神话功能学派思想、迪尔凯姆、吕·莱维－布吕尔等人的神话社会学理论等先后被介绍到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神话学家并没有囿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很多颇有建树的神话学家，他们在充分理解和广泛吸收西方主要神话理论、美学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见解。
（一）神话研究方法和神话的浑融性：布斯拉耶夫
布斯拉耶夫（Ф．И．Буслаев）的神话理论建构主要受到格林兄弟的比较神话学和自然神话学理论以及欧赫美尔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有关现代神话理论的问题，但是他对神话的本质、神话的起源和功能及神话特征等阐释有助于理解现代神话与古代神话的内在联系以及现代神话所要传达的内容。他把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运用到研究中，以俄语、民间文学的俄罗斯古代文学等为第一手材料来阐明神话的本质。
布斯拉耶夫把神话看作某种浑融的统一体，是决定一个民族的思维特性的重要因素，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认为神话不仅是民族全部精神生活、民族世界观的基础，也是民族精神生活中最稳定的因素。神话因为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全部道德观念而得以世代相传，也就是说，神话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存在于不同时期的民族生活中。他的研究从语言着手，认为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受制于当时文化和生活的发展，也就是说与神话、民俗和仪式等共存于社会中，在社会中担当着重要职责：表达事物的概念、说明神话、传说和仪式等。他把古斯拉夫语与印欧语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宗教观念、神话等也都是一致的。于是布斯拉耶夫大胆推测：如果神话是人们对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认识，那么语言就是这种认识的载体，神话即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民间日常生活与诗歌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总结说：“在人类长达数千年的生活中，神话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是人类自身智力与道德发展的共同结果。神话同时也是宗教，因为宗教将人类引入思想的世界并且指出神于永生之中最伟大的思想；神话同时还是诗歌，因为诗歌用语言的神话形式创造了自己的形象，并将每一种思想转变为理想，而智力与道德在向宗教思想不断接近的各个发展阶段决定了这种理想的价值。”[5]他虽然没有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提出十分明确的神话社会功能说，但是他对神话的功能阐释即便在今天也值得肯定。布斯拉耶夫在欧赫美尔主义理论的启发下，解决了神话的历史起源问题，即神话是关于远古时期的氏族生活和人物的历史。神话即是历史，历史与神话合一是俄罗斯历史学家甚至作家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布斯拉耶夫关于神话浑融性特征的描述包含了神话的语言研究、神话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以及民族学研究，远远超出了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西方神话学派。
（二）神话的语言起源：阿法纳西耶夫
阿法纳西耶夫（А．Н．Афанасьев）的神话研究方法与布斯拉耶夫的大致相同，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但是他的研究更多的是受到自然神话学派的神话研究影响。他的神话研究功绩主要在于：通过神话的语言起源问题阐释神话演变为诗歌创作的过程，揭示俄罗斯神幻故事的神话基源。
他认为神话的起源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旦社会生活的变化使词汇的所指对象发生变化时，也就意味着神话产生了。在语言发展早期，词汇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新概念的增加促使人们采用类比的方式去指称物体和现象。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忘却了词汇的本来含义，这样神话就产生了，并成为民间文学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阿法纳西耶夫的神话起源思想与自然神话学派缪勒的观点类似，但是与后者关于神话产生的“语言弊病说”不同，他强调神话是社会生活影响词汇语义而产生，而不是由于人们单纯地忘却词汇的本来意义从而导致语言障碍而产生。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古代神话还兼有历史记述功能。当神话被用来说明历史事件的时候，现实生活与历史内容相融合，这样就创造出了具有神的特征的英雄。因此后世的人们在研究英雄史诗、神幻故事等时，不仅可以采取历史－比较方法，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民族类似材料进行比对，去除其中的历史内容，就可以找到这些民间叙事创作的神话基源。
（三）神话的历史文化研究：佩平
俄罗斯神话学派以民间文学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不仅使人们认识到民间文学的价值，也使他们意识到古代俄罗斯文学与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渊源关系。正是在神话学派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的影响下，以亚·尼·佩平（А．Н．Пыпин）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进一步阐释了神话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
历史文化学派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形成不仅得益于整个社会要求从历史的角度认知自己的愿望，还由于西方历史文化学派的研究成果在俄国的广泛传播。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文学的发展与它产生的社会政治生活相辅相成，所以文学不仅是一个民族历史生活和发展的反映，也是民族心理的观照。他们认为，文学作为社会思想的表现手段，必然与社会发展同步。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价文学的发展历程，历史文化学派十分看重人们不太感兴趣的或者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在史料缺乏的某些时代，这些作家的作品有助于研究文学实际要表达的内容，解释文学的起源和了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佩平在对古罗斯文学研究，尤其是斯拉夫文学研究进行研究时，曾对民间文学有过精辟的论述。与神话学派的观点类似，他把神话和民间文学等同视之。在其四卷本的《俄国文学史》中有三章阐述了民间文学问题。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财富，也是民族精神的再现。而民间文学由于是“古代民族生活、古代民族世界观、艺术方式和生活特点的证据”[6]，而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见证。也即是说民间文学，抑或是神话包含着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基础。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神话，研究民间文学就意味着了解神话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以及社会意识的成长过程。
（四）神话的隐喻：波捷布尼亚
俄罗斯19世纪的神话研究中，还有两位著名人物：波捷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和维谢洛夫斯基（А．Н．Веселовский）。他们神话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是在神话研究领域的建树“大大超越２０世纪的学术思潮”[7]129，并在欧洲神话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们的神话研究在很多方面开创了现代神话研究的先河。
受自然神话学派影响，波捷布尼亚认为语言对神话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把民间文学、神话和文学联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把语言学方法运用到神话研究中。他认为，语言和思维关系密切。在遥远的古代，原始人的思维特点与现代人不同。在他们的思维中，时间和空间相近，事物本身和其属性以及与该事物相关的一切往往不加区分，等等。这些特点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其所表现的形象和意义不可分，只不过最初在语言中居主导地位的不是抽象的意义，而是具体的意义。波捷布尼亚强调，这个具体的意义是未被人们意识到的隐喻性意义。如果视语言为神话的最初和主要的表达手段的话，那么神话同样是语言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之和，即形象和意义同样不可分。那么神话如何产生呢？他解释说，因为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直观的、具体的未被意识到的隐喻形象，所以虽然形象看起来浅显、单一，但是却代表了各种复杂的、令人难以捉摸意义。因为形象是多义的，而形象的多义性则导致神话产生，所以神话不是隐喻形象的消失，而只能是从隐喻形象到隐喻形象。换而言之，神话的产生是一种隐喻。
波捷布尼亚从语言学和语义学角度对神话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阿法纳西耶夫不同（后者认为神话是先前赋予语言的隐喻性消失的结果），也远远超出影响他的自然神话学派（他反对缪勒提出的关于神话起源的“语言疾病说”，即神话的产生是原初的隐喻意义被人遗忘的结果）。梅列金斯基对波捷布尼亚的结论给予了肯定。他说，波捷布尼亚“对语言的隐喻性和神话的隐喻（象征）属性的这一深邃之见，颇具开创性。”[7]130
（五）仪式与文学体裁研究：维谢洛夫斯基
比较历史文艺学、历史诗学的奠基人维谢洛夫斯基虽然是布斯拉耶夫的学生，并深受其影响，但是他却没能成为神话学派的追随者，而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方法。他批判地吸收先前国内外的各种理论，诸如英国的人类学学派（泰勒、兰格和弗雷泽等）思想，并辅以事实来验证自己的结论。他坚持神话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在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中考察文学体裁的源头，从而得出古代诗歌体裁和浑融性艺术形式起源于原始仪式的结论。他的这一论断比英国剑桥学派相关理论的提出要早很多年。同时，他的情节诗学有助于探究神话和现代神话的关联，弄清楚神话在文学中的演化规律。
他在很多文章中指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发展的规律与民族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有关，所以“文学史，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8]14，故而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的关键是要阐明各种体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诗歌形式的演变条件。在《远古时代的诗歌的混合性与诗歌种类分化的开端》一章的前言中他明确指出，从历史角度而言，原始诗歌起源于与神话保持密切联系的语言早期阶段，所以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浑融性”，即是“有节奏的舞蹈动作同歌曲音乐和语言因素的结合。”[8]264原始诗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分化，最终成为一种稳定的格式和风格。他系统地论证了古代诗歌、抒情叙事歌曲、叙事诗及叙事诗体裁从原始诗歌演化出来的过程。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那么这种混合艺术的摇篮是原始仪式：即民间仪俗性的表演和竞技。文学中的很多体裁，诸如史诗、叙事诗、戏剧等的起源都与原始仪式有关。推而广之，可以认为整个艺术都起源于仪式。
同时，维谢洛夫斯基在回溯原始诗歌发展历程的时候发现其中蕴含着可以囊括现实生活诸多状态的典型模式。他把这些模式称之为情节，认为情节是远古时代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沉淀。情节由母题发展而来。母题作为“最简单的叙事单位，它形象地回答原始思维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或者把现实生活中一些特别鲜明的，看来重要的或者重复出现的印象固定下来，”[8]588情节最重要的特征是模式化，包含多个母题。情节模式化带来的是人物和类型的模式化，所以这些模式作为一种格式而得以代代相传。情节在对母题进行加工和重新组合的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活动。维谢洛夫斯基论证了这些情节和类型如何“留存”于神幻故事、神话、民间故事中，并且扩展到史诗中。他认为，情节和类型之所以在民间文学不同体裁继承下来，被后世的文学作品沿袭下来，除了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稳定性而成为模式化以外，还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给它们灌注了新感受和新愿望，甚至使它们成为一种象征服务于当时的人们。由于作家观察这些情节的角度不同，处理方式各异，同一情节能出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例如浪漫主义时期，作家们就更新了很多古老的题材，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情节和类型的遗存问题。维谢洛夫斯基还指出，现代文学通过情节和类型与古代神话保持联系。尽管现代叙事文学的情节复杂，再现现实的方式丰富，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它与那些情节和类型的关联，而且现代文学之于未来的文学也应该是一种新的模式。如果深入情节内部去挖掘，那么“它们（现代文学和未来文学——注）之间的线索便同我们今天所发现的情况联结在一起了。”[8]588
结语
俄罗斯神话学派的形成得益于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的繁荣景象及文学民族性诉求的强烈愿望，因此18世纪和19世纪的神话记述工作不仅使斯拉夫神话成为世界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学派的理论也使其在俄罗斯文艺批评史乃至世界文艺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如果我们深究神话学派的起源与发展，就会发现其方法论原则和神话理论承继了西方的神话学研究。
西方诸多神话学派的研究在经过俄罗斯文化土壤的改造后，其衍生出的种种思想不仅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神话学派的独特品格，而且还打上了俄罗斯本土的烙印，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兼容性、“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和文化上的所具有的‘化外物为己形’的力量”[9]。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神话学派具有别于西方传统的神话学派的现代性。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不是指称某一个时期，也不是指该词首次使用的10世纪，而是指称某一时期产生的新的思想意识。本文所论及的现代性意识，主要是指俄罗斯对西方神话学研究的借鉴、反思和重构，以及根植于民间文学、古代文学对神话的本质阐释和神话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俄罗斯神话学派阐明了俄罗斯人的神话意识在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以及神话存在和演变规律。虽然他们的研究受到格林兄弟的自然神话学派影响，但是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为民间文学中的人物、情节、现象等找出神话的对应物，而是从神话中看到民间文学各种体裁的雏形。如果说19世纪以前的西方神话学研究往往注重对古代神话的阐释，侧重神话的本体论探究，很少把神话与文学联系起来，那么19世纪俄罗斯神话学派基于民间文学所作的研究把神话和民间文学以及文学联系起来，“从神话中推导出民间文学的各种题材，奠定了神话、民间文学和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10]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俄罗斯神话研究才得以被西方学界所关注。波捷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奠定了现代神话理论研究基础。他们继承和发扬了神话学派注重民间文学研究这一传统，把民间文学创作视为神话与文学之间过渡的环节，从而揭示现代神话的本质特征。波捷布尼亚对神话隐喻的阐释为理解神话元素的种种象征提供了理论依据。维谢洛夫斯基阐发了古代艺术形式和诗歌种类与神话的渊源，使人们能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了解到古老的神话传统在现代神话中的演变和袭用。
（原文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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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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