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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件信函的误置
中华书局2006年刊出《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大16开，精装，影印。是江先生之女江小蕙女士供稿并编辑，其文献价值自毋庸置疑。时下有些名人之后在撰写回忆文字纪念先辈，或整理先人的遗墨如日记、信函等，难免会有“为亲者讳”的情况，有的甚至“代庖”，另起炉灶者，亦容或有之，这些都可以理解。而一旦成了“天下之公器”，那就难免会“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记住。这书是影印，自不属以上所说，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眼前无法回避的，即编者的“前言”。（每通信札后的“介绍”就不说了，因过于耗神，力有不逮。）
“前言”中提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绍原）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反对伪国大代表选举大会’，并在当时出版的《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遭到警方威胁，不准他在北平各院校任教，被迫离平往山西大学……”“参加”“威胁”“不准”等等，我不想妄评，江先生是否1945年后在延安的《华北日报》上撰文“反对国民党”也是有旧报可查的，无须多说。而他在山西大学之前曾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时间均是解放以后，昔年（1953）山西大学邓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可证。我“为尊者讳”，没有细说，但于时间上总不应相差过远。“前言”中又说江先生“1950年在山西担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期间，又遭‘拔白旗’迫害而病倒”云云。山西全省1954年之前只有山西大学一所高等学府，山西师范学院是1954年所谓“院系调整”之后才有的牌号，且当年山大英语系主任并不姓江（我忘记其名讳）。高校的“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之后的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重头戏，这之前是没有“拔白旗”的提法的。教师们（也包括一些学生）即使逃过了“划右”一劫，也一定会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重新“洗澡”……那一时段在高校呆过的人不会“失忆”。
“前言”中还说“1972年又遭造反派的专政和抄家”，这就更离谱了。“造反派”“抄家”，这是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事，到了1972年已是林彪事件之后，“五七干校”的“牛鬼蛇神们”陆续返回原地。发誓要将之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走到尽头。说实在的，到1972年时已经无“家”可“抄”了。再过几年，或者最迟到八十年代，这些“名人手札”才会像劫后之余烬而发还……
本书的“编后记”说，“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加指正”。虽是套语，谅还不至于嫌我的坦陈。不过，下面要指的一点疏漏，似乎就不仅仅是编者的问题了。即郭沫若的一封信函（见238页），先按原信录其后部分如下：
……我们很同意学术栏编者的意见，希望你能够誊清。再付排时也可以免掉不必要和不愉快的错误。假使可能的话，能够精简一些，恐怕更好。因为目前大家都很忙，太长的文字不大受欢迎，太迂回的文字也不大受欢迎。尤其带学术性的文章，似乎以简捷了当为更能引人入胜也。大稿仍以登“学术”为宜，谨遵嘱“邮还”，兹望能用有格原稿饬人誊清。此为编者排者读者均是功德。专复顺致敬礼！
信文八行笺共两页，毛笔直行书写，全文未分行，也无抬头之类，唯用了新式标点。据编者的“略加介绍”和编年，说这是1936年郭对江氏文稿提出改进意见的复信。一则我从未研读过郭的大著（年轻时曾读过《女神》之类），二者晚景暮年，精力不济，只好请益于旧友胡至善教授①。回覆说，1936年嘛，似尚在日本落魄，大约1937年因倭难渐炽而返国，迫于势耳。这只需查一下“年谱”岂不了然？至善先生虽过耄耋之年，毕竟是老一辈人，且思路清晰，当不至差误到哪里去。我所疑者，乃在其行文到语气，几全无1936年彼时的分际，怎么就至于下断语并作简介呢？
说至此，我试举已故著名学者杨树达的投稿经历，看看有无类似处。他在《耐林庼甲文说》的自序云：
初余于1952年3月取积微居甲文说送中国科学院审查出版，不至何故审查人搁置一年不报，余无已，同书陶孟和先生询之，遂由院别请一人审查，久之得复，从原稿七十篇中选定十篇，谓可刊行……
杨先生认为这些文章都是他多年的学术积累，“辛勤采获，在甲文中证验明确，毫无可疑者，亦在摒弃之列，以是余颇愤愤，心不能平。继思审查人不知谁氏，度亦治学之人，宜不至故与余立异，特学力未到，不能认识耳。因此余不复与之辩论，而以书达科学院院长郭鼎堂先生请其审定……”
“序”后的落款日期是1954年。阅后只感觉杨先生的可爱，似乎有点像秦香莲的状子转到了陈世美的手中。关于杨树达的著作出版问题，郭沫若，即所称“郭鼎堂”曾有信函致杨，其中有云：今日著述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云云。②这语气声口与回覆江绍原信函是否相类似？
近些年来我对出版物中的影印本有偏爱，以为保存了真实信息，可靠可信，免受愚弄甚至被骗。幸好这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正是以影印形式出版，否则对这封信函即使有上面辨析恐也难称定谳。因为是原件影印，信纸每页上方均印有红色印刷体“中国科学院”五个字。这是1949年后才有的机构，院长正是“郭鼎堂”。信纸左边框外印有小号字的“电报挂号”“电话”，而页下则印着“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九号”，这正是当年中科院刚成立时的办公地点。
注：
① 胡至善，湖北沔阳人，原湖北大学古籍所教授。早年研攻“现代文学”，后专攻古训诂小学，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审。有《学生古今汉语字典》等撰著。
② 这段文字是本人十多年前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于页眉上所作笔记，可惜未标出处，故在此未用引号，但绝非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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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01日 15 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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