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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面之缘”
1953年秋末的一个周六（那年头没有双休日制度，周六是要上课上班的），父亲对我说：下午不必去上学，到大礼堂听江绍原先生的“检查”，实际上是听讲课，这样的学者讲演，以后很难再听到的……记得还叮嘱要早点儿去。于是午饭后，我早早地去了礼堂。地点在山西大学校园内，我所就读的附中就在校园内，我那时的“家”也在校园内。
1953年的记忆中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是画家徐悲鸿去世，二是苏联的斯大林之死，三就是江绍原“检查”。那一年我读初中三年级，父亲的同事们常来家中闲聊，自然都是山西大学的老师们。每到这时，我就得去另外一边的书桌做自己的功课，不过，耳朵可并没闲着，很喜欢听这些教授们的茶余饭后“闲话”。那一时段常听到“江绍原”的名字，只是未能与具体的人物对上号。记得较清楚而内容又较集中的是，江先生在讲课时语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有需要和“毛先生”商榷的地方，云云。这可就犯了大忌，居然称我们的伟大领袖为“毛先生”，这还了得！不少人为江氏担着心，大约已经停了他的课。一位年轻助教，似姓黄，认为这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或学术的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不仅仅是检查，应该……我不记得到底“应该”怎样？几乎有半个月左右，我耳熟能详的都是这桩大新闻。也有人认为，江先生的书生气太重，就称“毛泽东同志”也可以嘛。忆中似乎只有教育系的教授孙经灏先生认为，称“先生”没什么，没必要大惊小怪。孙先生是位慈祥长者，和我们同宿舍区，算近邻，从未把我当小孩看，每次碰到都微带笑容地和我招呼，故而记得他。
大礼堂是当年山西大学标志性建筑，阎锡山时代的，正面外观有点像教堂。彼时全校的集会、报告以及文艺演出都在这里。那天下午，主席台中央安放了个讲课用的台子，装有麦克风，没有任何布置如标语、横幅之类，只有会议主持人，当时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赵宗复。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元旦文艺晚会征集灯谜，父亲提供了好几条，其中有京戏剧目“搜孤救赵”为谜面，打一当代人名，谜底即是“赵宗复”。会场大有人满之患，连四面窗台上也坐了人，似乎都是大学生，印象中没看到一个年老的教师。我因去得早，挑了个中间靠前的座位。主持人宣布了一下会议的宗旨，甚至都未提“检讨”这样的词，原话已记不清，只觉得主持人很平和，或者说很有分寸地请江绍原先生在这儿谈谈他某些错误的学术思想等等。那个年头对待知识分子自无法与后来相提并论。接着，江绍原先生从主席台前右边的阶梯上场了，与我距离约十多米左右，看得较清晰。我颇觉吃惊，原来在家中偷听大人们议论的江绍原，我在校园内早就见过的。五十岁左右，头发乌黑全往后梳，前额较宽而稍显谢顶，身材不高，常着藏青色长衫；鼻梁上一架金丝边眼镜。那时穿长衫与西服会招人议论，大多穿所谓“解放服”，蓝色、灰色。大约是那一辈学人的习惯吧，即使像我这样的未成年人，如果在外面目光相遇，他也会给以微笑并点点头的。今天的出场，他的长衫外加了件对襟大褂，手中拿着一叠讲稿，不过，从头至尾约一小时的讲话，他并未看一眼手中的讲稿。当时的感觉就是“讲座”或“讲演”，很从容，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备课”的。
六十年前的情景清晰如昨，是因为年少记性好，加之平素的耳濡目染影响和后来的人生经历所致。但那时的我毕竟才初三学生，不可能理解民俗学、社会学、文艺学等高深理论。少年时的注意点似全在关于对“毛先生”的解释，似乎也是这个会议的要点所在，我甚至以为来会的这么多人的兴趣也正在这一点。江绍原先生只在“检查”的最后才提到，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关于称呼“毛先生”的问题，本没有必要作什么解释的……作为学者，或者说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敬仰的人都是尊称之为“先生”的，向来如此。譬如称顾炎武，我们必得称“亭林先生”，称黄宗羲“梨洲先生”，称王夫之“船山先生”……
江的讲话，口齿清晰，语调平和，略带南方口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如我一样，不是去听一个人的“检查”，而是要“一睹风采”，聆听一曲广陵绝响的。那篇“检查”的原稿，江家的后人是否存留？引人悬想，应该是一篇难得的妙文。
接着江的讲话结束，有年轻助教（或者也有大学生）三五人联翩上台作批判性发言，显见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都是捧着发言稿，声调激昂。指“江绍原先生”（尚未直呼其名）的检查极不深刻，对自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毫无触及，认识上也无丝毫改变……批判发言过程中，江先生曾递条子给主持人，大约认为有被曲解或无理的地方而有必要再作申辩。这有点像丙午“文化大革命”中俞平伯先生挨批斗时，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桂冠，只承认“反动”，抵死也不承认“学术权威”一样，让人感到十足的“书生气”了。会议主持人表示“因时间关系”而婉拒了江绍原补充发言的小条子。
会议的最后一项是山西大学校长，又任山西副省长的邓初民讲话。邓一身米黄色中山装，自后台缓缓踱出，全场鼓掌（这次大会上唯一的掌声似由主持人开始的）。邓校长的讲话慢条斯理，没有讲稿，他的湖北石首乡音与普通话较接近，容易听懂，口才也佳。他除了以礼貌称江绍原先生“学者”“名教授”而外，说到了某年月日南开大学的张校长（我记不准是否是“张校长”？）写了介绍信。给人的印象，似乎在撇清一下，不是我们主动聘请江某人来山大任教的……
不久，江先生离开了太原，正是全国高校所谓“院系调整”的当口，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都被从高校的系科中抹去了，不开设了。山西大学，这所山西省唯一有历史积淀的高等学府不复存在了，被肢分成太原工学院、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我所就读的附中也失去了依傍，被划拨到太原市第一中学。正好我也随父亲离开太原回南了。
六十年间，我一直存留着少年时代的记忆，很奇怪吗？1957年底至1958年初，我19岁，生平头一遭受到“重点批判”，有些措手不及且莫名所以，于是自然地联想起江绍原先生那次的遭遇，江先生是幸运的。也时常想到当年老父亲叮嘱的“以后很难再听到的……”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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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01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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