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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编》的第二重史料价值，在于这些调查报告中汇聚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术界各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他们严谨的学风和至今仍可称为先进的学术观点，对当今的学术界仍具有引领的作用，同时又是研究民国学术史的宝贵资料。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面临着社会的大变革，西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东渐，直接影响社会人文领域的变化，产生了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社会科学。一批有识之士怀抱救国的理想，投身到社会改革的大潮中。他们无论是服膺于美国芝加哥学派或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家，还是崇尚实证史学和实用主义的新历史考证学者或民俗学者，以及社会上的文化名人和记者们，都为了改造现实社会这一崇高的目标，聚集到一场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学术潮流中。他们多是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又到英美学习社会科学、具备近代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带着新思想和求真务实的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改造的路径。如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为王卓然《北京厂甸春节会的调查与研究》写的序言中说：“欲改造现实之社会，宜先明现实社会中事物之真象。而非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现实社会之各种事物，则现实社会之真象必无由而得。”明确地表达了改造社会的宗旨与社会调查的目的。
这些学者的学术旨趣里贯彻着鲜明的社会改革意图和高度的学术自觉。李景汉在为潘光旦所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序言中说：“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他还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中写道：“……况且我国现时正在西风东渐、新旧递更的时候，社会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当乘此时调查记载，为现在与将来社会研究的资料。……我们调查的人，无论对于何项问题，不可稍存成见，必须报告事实，好做别人研究的资料。”费孝通也说过：我们要“多在现在尚有事实可稽的状态下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代学者的学术精神、学术风格和社会使命感。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广泛地应用了西方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调查结果更切合中国的实情，内容更精细、可靠，比较系统，成为观察、记录、整理的资料。尤其是对村落社区整体性的分析更带有远大的学术目标，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中国乡村社区来反映一般人民的生活，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承认。马林诺夫斯基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的前言中说：“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受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处于进退维谷之中，西方化还是文化式微是人们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所关切的是，所有的变迁应该是有计划的，而且计划需要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依据。”为求得坚实的事实和知识而进行社会调查，最终有计划地改造社会，这就是这一代学者的远大学术目标。
他们在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科学化进程，也造就出如陶孟和、李景汉、潘光旦、陈达、顾颉刚、钟敬文、费孝通等这样的学术大家，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也随之建构，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编》中所蕴涵的半个世纪前学者们留下的民生史料和学术精神遗产，为我们构建民国社会史提供的双重史料更显出它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前辈学者思考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依然值得我们引以为思考的线路，他们的学术眼光、敬业精神、严谨的学风对今天的学术界仍起着引导作用。
《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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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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