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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这几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明代著名文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下这种盛况： “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样广泛流传的正是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可这样的声浪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新动向。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反的另一种存在，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些生动的民歌，得益于清代苏州文人冯梦龙的收集、编篡。他不是简单的笔录者，也是一个思想者。他自称欣赏这些俚曲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声称： “ 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如此，倘亦论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这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坦然地道出编辑目的，是揭露名教的虚伪。
他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即使圣贤也离不开为“情”所动。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古罗马审判一个妓女，罪名是她诱惑一位名人犯了错误，这妓女无以申辩，情急之下，突然脱去全身的衣服，这一脱使众人发出惊呼，因为她的胴体太美了，美得没有一个男人不动心，不拜倒在她足下，这是她的罪吗？ 审判者为这绝顶的美所感动，当庭释放了她。 冯梦龙的笔下也有类似而结局不同的事例。商朝灭亡后，周文王的辅弼吕尚审判妲己，吕尚即传说中的姜太公是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可这吕尚一见妲己惊为天人，不忍下手，用袖子挡住面把她杀了。吕尚也动心了但又不得不杀，是因为中国有“女祸”的意识形态，认为夏朝亡于褒姒，商朝亡于妲己，都是女人惹的祸，把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罪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这是中国式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冯梦龙却超越女祸论，抓住吕尚不忍心诛杀美人，掩面斩妲已的这一心理状态，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提出圣人也不能不为情色而动心的见解。所以他说：“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他还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褒奖语，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大力提倡以情设教，创立“情教”，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礼教说、孔教说等等，无不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情教说一出，别开洞天，颠覆了这传统的说教，天下唯有冯梦龙敢于提出这一新概念，他的后继者钱泳在《履园丛话。情》说：“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情而成。”三纲五常是以尊卑贵贱的等级服从为原则，一方凌驾一方，是不平等的，而情是互动的，你有情我有义，情教说撼动了纲常礼教的神圣性，在封建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得可贵的平等观念。
虽然吴歌中大多为情歌，然而以情喻事，是明清之际的时尚，有的以情为由头，抨击时政，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冯梦龙收集的一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敬事草》卷三）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读+言）愁叹，难堪入听。”（《明史。 吕坤传》）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嘲讽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末出现非圣非经，非孔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冯梦龙的“情教”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光芒。起自民间的吴歌，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这些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吴歌传播的区域，可以说，正是吴歌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助长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对思想史的研究，对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往往视而不见，这是思想史的最大缺失。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不能流传，明清启蒙思潮中最具盛名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淹没近三百年到近代才问世。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又何来思潮之说？ 无视下层文化又怎样认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互动关系，思想史不从这一领域建树，只能是不完全的思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吴歌，以吴歌解析社会思潮，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
（以上冯梦龙的言说均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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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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