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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的消失
周口市自2002年推行火葬，农民不愿火葬，而采取偷埋的办法，往往是在人去世当晚，召集自己最亲密的人来偷偷地土葬，不留坟头，当然也不办葬礼。
农民偷葬政府当然知道，主管殡葬的民政部门要管这事，便来查办，借探测器来探，探出后扒尸火化。扒尸火化相当不人道，让丧户极为愤怒，很容易起冲突。民政部门扒过几次坟，起过几次冲突，尤其有一次民政部门扒错坟，因此起了大冲突，民政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不再管这事了。一方面是政府强制火葬政策，一方面是农民都是偷埋土葬，相安无事已多年。
但这并不是说火葬政策是无效果的，其效果不是在农民是否按火葬政策去办，而是农民绝不敢于大张旗鼓地土葬。一直以来，丧葬都是农村社会（也许应是任何社会）中最为重大的仪式，是阴阳两界，是生离死别，是人生结算，是联系亲友的大事，甚至是人生的竞赛。“生养死葬”，这个死葬，实在太重要了。
强制火葬政策使农民只能偷埋，而不敢办丧事。因为不敢办丧事，没有葬礼，有人去世几个月，本村人竟然也不知道，因此有人说，现在人死还不如一条狗。三年后当然可以补办葬礼，但人已去世三年，时过境迁，感受大不一样，这样补办的丧事，只是形式上补了，情感上和价值上与真正的葬礼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三年补办葬礼也越来越少了。葬礼消失了。
葬礼缺席之弊
葬礼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有农民为此欢呼说不办葬礼减轻了负担，是好事。但葬礼的取消，对农村文化实践，对农民价值的影响，极大极大。
在建国前，葬礼是与传统文化，是与迷信联系在一起的，是最能调动人们的神圣感和神秘性，最能打动人、触动人，最能建立超越性价值的仪式，是终极关怀，是人生意义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建国后，移风易俗，葬礼也简化了，但革命的仪式也是隆重的，是审慎的，是高度庄重，因此也是超越性的。改革开放以后，革命退潮，国家放弃了对红白仪式的管理，丧事再度交给民间（主要是道士）来办。无论传统办法还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葬礼，都是有着严格秩序、有高度象征的极其严肃的大事，而不是儿戏，因为这涉及人生意义。人活得有意义。
现在，葬礼既无国家来管，也无民间来管，而是随意来办，这样就丧失了基本的礼仪，礼仪丧失，就使当前农村文化实践全都只是功能性、工具性的，而缺少了价值性的内容，其后果是，人既不畏惧未来，又不去考虑过去。人的意义就只有当下。这样一个失去了历史感，失去了未来感的文化实践，就恰恰将文化消灭了。
殡葬政策达到如此效果，显然是殡葬政策的极大错误。而影响当前农村文化实践的显然不只是一般的政策。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市场经济的渗透，各种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村庄文化实践已远不同于传统时代。传统文化实践中，给人以预期、以期待、以超越性力量的因素都已消散，农民习得的人生任务与代际责任也都会被理性力量所取代。那个时候，或许村庄和人都还硬硬地在那里，但人们的想法变了，村庄社会也变了。一旦如此，中国农村，就将面临再次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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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5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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