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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任务
杨念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任务已与父母一辈有了差异。他父母一辈关心的更为长远，尤其关心是否生孙子，能否传宗接代，杨念仑虽然也希望至少生一个儿子，为什么非得生儿子，及儿子是否再生儿子，就不再是自己关心得了的了。
最为重要的是，杨念仑为什么会有人生任务的压力，为什么要在完成人生任务以后才“为自己准备”养老费用，及为什么要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或杨念仑是如何习得人生任务的？
杨念仑说，30年前，自己也没有想什么人生任务的事情。信阳农民孟祥富说，在儿子还小时，也没有感受到为儿子娶媳妇的压力，儿子长到十四、五岁，突然就感到了这种压力，因此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以为儿子娶媳妇准备基础条件：建房、彩礼和办酒席花费。
看来，人生任务的习得，为子女婚嫁压力的形成，是随着年龄增加而自然形成的，是一个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过程。
问题是，杨念仑、孟祥富，或一般农民是如何习得人生任务，如何接受人生压力，及如何成为了这个文化践行者的。人生任务并非与生俱来，也非一成不变的，及这个人生任务是如何神奇地添加到父母身上的？过程与机制如何？
为女儿置产业
嫁到李楼村的马小媛是附近马庄村人，马小媛排行老二，姐妹三人，姐姐和妹妹都已出嫁。但马小媛父母仍在为三个女儿操心，其中为大女儿和二女儿（即马小媛）各盖一栋2楼房，小女儿不愿要农村的房子，父母为她在市区买了一套商品房。马庄是城郊村，涉及征地和拆迁，有比较多的征地拆迁补偿，马小媛父母将这些补偿都用在女儿身上，为她们置办产业。马小媛说，父母总是对子女好的，为子女操心的。他们不是只顾自己享受。没有儿子，就将全部的人生任务压力所产生的动力转移到女儿身上来了。
有趣的是，马小媛父母为什么不招上门女婿，或从兄弟那里过继侄子来继承香火？调查得知，至少在建国后，周口市农村很少过继或收养以传宗接代和延续香火，也几乎没有招女婿上门的习俗。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农民可以自由生育，若没有生儿子，可以一直生到有儿子为止。在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一般也可以生至少一个儿子，若如马小媛父母生了三个女儿，他们也绝不过继和收养，因为已有了女儿。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没有强烈的传宗接代观念和香火意识，养好女儿，为女儿提供良好的成长条件，甚至在女儿出嫁后为他们置办产业，就成为她们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好的凭借。这里的人生任务不再是传宗接代而是对子女的责任。这是惊险的一跃。
人生任务由现实决定
马小媛父母一辈人的人生任务辞典中已经少有传宗接代的内涵，其中重要一点正在于他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接受的教育中，有着对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的批判，男女平等的教育，科学的倡导，唯物主义的宣传，等等。这样一种总的文化实践，对这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也有村庄内的父母一辈文化实践的影响。所有关于人生任务的规定性，总是在这种复杂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文化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与获取的。我们要考察农民人生任务的获取，就应当考察他们所处文化实践的总体的现实。由强大的现代性所支持的关于男女平等的教育，使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开始取代（并不完全而只是开始）传宗接代的观念，为子女完成婚嫁任务取代传宗接代任务。过去的人生任务是有历史感的，是从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是绵延有力的，是超越性的，是神圣的，是本体意义上的，是与传宗接代和香火延续相联系的。现在的人生任务则只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是一项不明所以的缺少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具体任务，是为子女做自己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既无历史感，也无神圣性。
正是建国后农村文化实践的巨变形成了两代人关于人生任务的不同规定性，从而形成了重大的农村社会文化变迁和农民价值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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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5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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