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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的契机
而要仔细审理毛泽东时代和后面精神史状况的复杂关系，最方便的就是回头重新认真审理充分呈现着此复杂性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席卷了一代人的那次人生意义大讨论，也就是“潘晓”讨论。关于“潘晓”讨论的过程、规模及其重要的历史位置，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卢跃刚有着极扼要的整理与叙述。在近年一次采访中，卢跃刚概述到：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那么，如何来定位潘晓讨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位置？
简要地说，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上所经历的坎坷，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与热情，而建国后新国家在对治先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方面和开创新局面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突出成效，更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毛泽东与共产党有着热烈的信任乃至信仰。在建国初这样一种有利的社会情势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开掘、调动、组织艺能发挥到了极点，从而在几年内便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充分调动与组织。而接下来中国大陆正是在领导者对自身所认定的逻辑、所认定的理想有着高度自信，社会、民众对毛泽东、共产党有着高度信任乃至信仰，其时社会又被国家高度统合几方面情况下，国家、社会一起展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批判，以期用当时所理解、认定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取代中国传统伦理，以期造就全面拥有这些伦理和情操的新人。
对比中国传统伦理情操，1950-1970年代强调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不仅在内容要求上不同，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实被置于当时所讲述的意识形态正确之上。而这样的伦理构造方式其实存在着相应危险，即若出现对先前狂信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不信，便会连带产生对先前曾热烈努力以获得与拥有的伦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
而“文革”历史挫折带给一代人的正是对先前意识形态叙述与毛泽东一贯正确的激烈怀疑。所以，“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因为历史的挫折所引发的对毛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的怀疑，还因为此挫折在基本构造层次上摇动着人们曾虔信或跟从的价值、精神，并在根本上摧毁着这价值和精神的真理论述。加上先前传统价值伦理、身心资源被强烈打击后的虚弱（也即无法及时提供替代性资源），使得“文革”后相当部分人群中，一方面弥漫着因狂热而虚脱，因热烈而冷漠，
因狂信而虚无的精神状态与心理；另一方面，与这种虚脱、冷漠、虚无相对，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虽然其先前高涨的理想主义精神亦受到此历史挫折的强烈打击，但却没有影响到他们认为人应该对历史、对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和认为人应该追求有明确意义感的生存方式这两种精神取向所构成的理想主义内核。
而相对于上述两种情况，其时更普遍的是我们于潘晓例子中看到的情况，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一方面是真实的虚无情绪，否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同样真实的理想主义冲动，对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而后者正是先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留给文革后的中国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所以，当时如果能清醒意识此一方面虚无情绪蔓延，一方面理想主义冲动犹强的精神史局面，便应该一面考虑如何转化此理想主义——使它在不放弃试图为历史、国家、民族、社会承担责任并于此获得意义感的精神动力内核的情况下，能够把对大历史、大政治课题的关怀，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体形式，并从中获得具体充实感相结合；一面考虑如何转化、吸收当时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
可以想见，当时若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的自觉展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的局面肯定会和我们实际所见的历史局面不同。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不仅国家，而且知识界都对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伦理状况、时代精神伦理课题没有足够清楚的意识与思考，否则，潘晓问题的有力提出，正提供了绝好进一步认清状况，并在认清状况的情况下开启有关实践的细腻思考的契机，从而使国家和知识界可以更好地正视：一方面理想主义犹强，但其存在形式过于依靠和大历史、大政治课题关联，一方面理想主义遭遇历史挫折所引发的广泛虚无主义问题其时不仅犹未定型且内存强烈意义渴望的特点，以深化顺承转化现存理想主义资源、消弭现存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同时在这样一种现实感与思考视野下，谨慎对待传统伦理资源的复苏和转化问题，谨慎对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的精神伦理文化思考与实践摸索的再定位与转化问题，并谨慎寻求和引入可配合这样一种历史问题意识、精神伦理状况的外部相关资源。而一旦如此，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状况肯定将和我们现今实际所见的令人扼腕的精神史现实非常不同。
然而，不仅人生意义讨论当时这些问题没有被很好地认识，而且接下来不论大陆国家还是知识界、文化界各相关思潮与实践也都或无助于这些问题的改善，或在实质上参与恶化着本已相当严重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没有如何顺承、转化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的思想上的帮助，而只有对这理想主义不利的观念逻辑的蔓延，这些都使得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在1980年代的延续主要仍以参与大历史的方式存在。而在1980年代参与大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开放。而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激情在1980年代使得此理想主义找到了时代形式，并布成了阵营。这样，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理想主义虽因上述种种不利而有不断被削弱、蛀空之势，但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却一直是制约、平衡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这样一种方式与力量在80年代末受到了沉重打击，从而丧失了制约和平衡虚无主义与简单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作用。可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仅理想主义激情被再次削弱，而且理想主义激情一时丧失了时代具体形式的精神伦理情势下，人们迎来了比1980年代更剧烈的1992年以来的中国全面经济、社会、文化变动。
特殊转型对个体的冲击
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19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大陆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此当中的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相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则是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方面的广泛、幅度上的强烈，在在都使得此历史进程中人，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感受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自身所由出的历史，并以这相对充分些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做到以这些维度的细密思考为基础，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相关文化方式作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检讨。
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则意味着无数个体被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当代这种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因为事实上也伴随着个体被从生活-伦理-精神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巨大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国大陆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压力便是双重的，一方面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当代个体必需承受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压迫性转变，另一方面他还必需同时承受从传统直接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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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4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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