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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之间是否有默契和连接
没有疑义，儒家学说蕴含着一些人类共同的价值，比如仁义礼智信或仁恕。如果翻译得得当，我相信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原则上表示赞同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念。儒家伦理还有“同心圆”的特点，即人们首先爱身边的人，然后一圈一圈往外。但是这些大道理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很难的。在一个统治程度十分低下的国家，这几乎没有可能。有时候在中国传统的小说或戏曲里会看到，普通人对陌生人的态度有点冷漠。人们都没有意识到陌生人跟自己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类情感，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水浒》里面有很多残酷对待陌生人的故事。不少好汉给自己找了借口，说自己是“逼上梁山”，好汉结成团伙，无意真正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没有真正给整个社会的陌生人带来安全感，粮食没有了就要下山到祝家庄、扈家庄去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梁山好汉其实认可人际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但是表面上搬出江湖上的义气(当然还有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做幌子。这样的文化“私”字当先。你是家里人，是同宗族的人或同一个小团体的人，那就待你很好，甚至刀山火海也敢上。但是一个好社会还要看人们如何对待陌生人，私德和公德是否相连。
在真正和谐、强大的社会，陌生人之间有一种默契和连接，你走到哪里，都感到在自己家里，有安全感，不必时时担心受骗。中国社会在这方面怎么样?一旦中国人在陌生人之间有一种互信，那么整个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自然就非常强大了，用不着有什么抽象的教育，自然而然生发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来了。将一个怀疑的、猜忌的社会变成一个互相信任的社会，那是极其艰巨的文化工程。我希望现在我们就是在慢慢地往互相信任的社会迈进，而这种信任恰恰是建筑在对陌生人的态度上。只说文化远远不够，还得配以强有力的执法能力和制度建设，而后者也包含了移风易俗。不跨出这一关，中国社会将永远为一个一个的小团体、一个一个的小家庭所限制。它们内部有向心力，但是这向心力是排他性的，让众多小团体共处的话，它们必然互相争斗，最终导致极大的内耗。
认识自我与重构认同
中国真要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建设共同的家园，那么得有这样一个过程：小家庭迈向大家庭，小我走向大我，一个比较卑劣的、缺乏自律的自我走向一个比较高尚的“克己”的自我。有一种美德叫做非个人性，钱锺书先生建议大家“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有这层意思。就是要学会不带自己的利害态度来观察、考虑问题。要达到这种境界是特别难的。在忘我的、不以“追求幸福”(或古代的“功名”)为目的的社会行为中与幸福不期而遇，让我们大家都来享受这样的福分。
白求恩从加拿大来中国救死扶伤，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身上就有着超越个人的巨大力量。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化里还比较少，因此他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看起来很新奇。加拿大人不是特别重视白求恩，恐怕只说明类似的人物在那里较多，他们到各个艰苦“落后”的地方去，可能是拉丁美洲，也有可能是非洲，结果死在陌生的土地上。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有无数的人自己能够讲出动人的故事，而且这种动人的故事并不是某人怎么从穷光蛋奋斗到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怎样在媒体前施舍，而是一个普通人怎样无我地为陌生人服务，怎样为社会服务。
改进文化传统中消极的因素
现在我们谈文化认同，首先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勇敢地意识到，有的文化认同可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惰性的。
最近这些年我们在无数的中国公共媒体上，不管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上的，都会看到大量的白酒或烈性酒精饮料的广告。中国号称有酒文化，值得推崇和大规模宣扬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本身吗?我们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歌颂酒文化来走向更强大的文化认同，并在世界上获得影响力?真的这样想，那是要被人笑话的。
酒精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这是常识。人是很脆弱的，在酒精作用下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事情。现在整个社会都已经认可开车之前不许喝酒，醉驾是犯罪。我们应该这样想一想，为什么美国规定21足岁不到的年轻人不许购买啤酒，为什么美国军官不喝烈性酒?这里面既有清教传统的因素，还有对社会、对国家要负责任的观念。
很多人说中国专制，但是在各个生活的细小侧面，我们又会发现对人的管制特别少，喝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很难想象，中国21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许喝啤酒，或者一个店主把啤酒卖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警察就要去找他。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管出来的，因为按照清教的传统，戒酒或适度(sobriety)是德性。美国曾经有一度是禁酒的，后来虽然解禁了，对酒还是有不少限制，实行极其复杂的管理与监督。他们对人性非常脆弱、容易堕落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儒家对人性也许过于乐观了，我们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罪恶感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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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04－06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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