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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传统需接受当代矛盾冲突的考验
《21世纪》：传统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发展中的活跃因素。您怎样看如何看传统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元素在文化认同中的位置？以及它在未来进程中的位置？怎样看当代文化认同与时势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
张旭东：当前中国对价值、文化特别是对传统的讨论，还非常地不充分和简单化。首先，我认为把传统仅仅作为典籍、宗教、或习俗拿出来，是完全不够的。这样只是在社会规范性的意义上做出一些新姿态，建立一些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回答这些行为规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以及对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生活，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它不能打动人、改造人，不能让人获得一种新的道德资源，往往会变成一种表演性的、商业性的最终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当今中国人不能遗忘，在遭遇资本主义之前，在没有经过现代性血与火的考验之前，所谓“中国传统”只能说是一种局部的存在。我们讨论传统时要承认一个历史事实：它是一个曾经被彻底打败了的东西，是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土崩瓦解、被几代以救中国为己任的中国读书人所摒弃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今天抱着一种小富即安的心态，“自然而然地”把传统原封不动地请回来，那么它除了为个别已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提供某种心境或“文化情调”外，是解决不了任何社会、政治领域的实质性问题，也对意义和价值领域里的实质性争论无所裨益。
我认为我们需要特别强调，重视传统不是把旧的东西直接原封不动地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面搬到前台，弹去上面的尘土，放在客厅里，请回讲堂上去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活的传统，作为价值资源、道德源泉，为新的精神生活注入活力，必然也只能通过一种新的当下经验，回到矛盾，把传统作为当下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的一个方面，才能作为一种新的、积极的因素，参与到界定当下、界定历史的斗争中去。在这个矛盾统一体的总体性中，传统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矛盾中的次要的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只能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西方文化霸权和非西方世界文化复兴的矛盾、世纪范围内以及各个社会内部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这样的基本矛盾所界定，虽然有的时候次要方面会变成主要的方面。问题的关键是，在今天的矛盾整体当中怎么理解传统，怎么把握它，什么时候把它作为一个批判的资源，什么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继承对象？更关键的是，在今天面临的处境中，只有通过新的辩证思维、矛盾思维、斗争思维，才可能获得对传统的新的敏感，把传统变成我们今天的资源、工具或武器，那个时候我们才对传统具有真正有意义的判断力。
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时最大的麻烦是，谈论传统时我们对传统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和分解能力、免疫能力、和吸收营养的能力；哪怕传统本身确实是一种营养，我们却都还并没有吸收这种营养的能力。只有在新的斗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需要产生的时候，传统或者它的某一部分才能以转化了的形式，进入今天新的文化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同样也要变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才可能有用。原封不动搬过来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和新的矛盾结合在一起，没有变成新的矛盾统一体的一个方面，没有注入新的思维。
所以，我认为传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要把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前的东西，变成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后的生活世界有所帮助的东西，我们就必然要把“传统”通过我们今天的斗争带入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内部当中去，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作为一种被动的存在或“文化财富”，一厢情愿地、主观地去做某种文化本质主义或者是自我中心论的阐释。西方世界的危机并不需要“东方文明”去解救，尖锐地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内学人极为看重的、在传统问题上有深邃洞见的海德格尔。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其同“传统中国人”更近，不如说同“西方人”更近。我们固然同自身的传统有一种继承关系，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问的不是传统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能为传统做什么；不是传统如何解救我们当代人于倒悬，而是我们当代人在自身命运的搏斗中，如何把传统带入一个新的生命的时空中去。在这个时空里，传统才能作为传统向我们说话，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是传统的传人。
最后谈一下所谓中国的自我认同，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人。认同（identity）很容易被建立起来，也很容易被拆掉，因为严格地说认同是一种虚构（fiction），是一个故事，是一种整合起来的东西。比如，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人民的概念，以及“敌”与“我”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成分和构造。它们既然是被构造起来的东西，同样也能被解构掉，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所以在谈认同（中国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价值的认同、政治的认同、国家的认同、社会阶级的认同，等等）的时候，一方面需要意识到它的必要性。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已经形成的强势认同中，如果你没有认同的话，就会被别的认同所界定；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别的认同所界定，我们自己就要形成对自身主体的新认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以为这个认同就是本质，认同并不是真的本质，甚至不可能是本真性（authenticity）。比认同更为重要的概念就是本真性，即什么是真正的东西，什么是新的质（substance）。本真性的概念不是给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不是某些风俗、习惯、生理特征、社会特征，也不是用画脸谱的方式勾画出民族性或者民族特色，比如中华民族自古爱好和平、秉性孝敬父母。本真性指的恰恰是前面说的在高度政治性的、集体性的存在的斗争当中形成的凝聚力、政治意识、积极的意志和创造世界的能量，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和价值存在。
从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正是在中国人全身心投入革命，或者全身心投入新社会建设中的时候，对中国的认同是高度清晰的，它的内部非常地丰富，也非常地坚强，这是一种强势的认同。这种对所谓认同的强势界定，是一种高度的价值创造，是在高度政治性的集体行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为此后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奠定了对自我身份的基本理解。这一格局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随着环境的变化也会被逐渐侵蚀、弱化或者消解。这个时候寻找新的认同又成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机械和僵化地描述一成不变的中国、中国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文化，因为中国一直在变，一直在生成新的质。今天中国人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是生死攸关的，这种历史的和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性问题，必然要作为当前的关键问题变得日益清晰而尖锐。这种矛盾中的斗争会在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的同时，带来一种非常强势的新的认同。也就是说，我认为认同问题是一个顺带产生的问题，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它是在更严肃、更专心致志的、更生死攸关的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生死攸关的选择和行动放在一边，而成天面对苍天绞尽脑汁地想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传统。问题应该集中在如何激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内在的活力，思考中国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应对需要激发出中国人什么样的能量，投入什么样的行动。在不断考验当中才有所谓的中国文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以前古人留给我们的东西，实际上是他们在其自身历史条件下经受某种考验，在殊死搏斗中留下的言行、思考、和痕迹，这是所谓中国传统的最直接的定义。中国传统并不是因为有着两千多年的流水账就叫做中国传统，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古往今来真正做了哪几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留下了哪些人物、哪些形象、哪些价值、哪些持久的激励人心的故事。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最近的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目前我们处于仍在展开的历史时间中，与上一个大时代遗留下来的认同框架和价值框架相比，当前的中国认同的面貌还是不清晰的，我们还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我们只能努力为这种考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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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0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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