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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
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当代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赢得“后发优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亟待我们解决，今天提出的发展“低碳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便是得之后工业文明的启示。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7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2%，世界排名63位，与同年美国的109%、日本的102%、德国的93%、法国的92%、英国的91%尚存颇大差距。(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XVI)今后几十年中国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可持续发展”命题上升到战略高度，“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倡导，都是向后现代文明转换的产物。
总之，三十多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仅是古典意义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且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
面对多层级变革交会，应当防止只注意某一层级，忽略其他层级的偏颇，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开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而且还要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
以工业文明为基石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即章太炎所说的“俱分进化”。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而论，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环境破坏。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为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单单依凭近代意义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是不够的，而要深入发掘元典关于协调阴与阳、柔与刚、利与义等对立统一关系的富于睿智的精义，并在实践中探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传统思想的现代转换，是一个偕时而进、不断深化的进程。
正确认识传统思想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必须克服直线进化史观带来的蔽障。统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合”)综合着前两个阶段(“正题”与“反题”)，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仰，均为例证，而中国现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辩正式复归，更为显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正对元典精神酝釀着新的创造性复归。这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
总之，以周正的态度认识文化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看待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的优长与缺失，把握其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努力谋求二者在各种不同层面的互补互动，达成整合与涵化，方有可能探寻健全的新文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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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01月16日15 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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