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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7-18世纪，中国风格的装饰艺术在欧洲大受欢迎。在伦敦等地，绣着麒麟、龙、凤的中国刺绣服装被当作时尚的奢侈品，“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许多欧洲人以为中国人就是诺亚的子孙，中国是他们所能找到的世上最好的地方。那时候，整个欧洲都充满着对于异域中国的奇妙浪漫想像。18世纪兴起于法国的洛可可（Rococo）艺术，极力推崇中国式审美趣味。1773年，腓特烈大帝按照中国景观的审美风格，在波茨坦建了一所别院，甚至将它命名为“龙居”（Dragon Cottage）。
对于强大中华帝国的憧憬与向往，是16-18世纪欧洲人的东方梦想。这时的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怀有喜爱之情，了解龙纹的权力内涵，很自然地会对龙产生兴趣，激发美感，将之视作时尚标签。
18世纪后，日益强大的欧洲列国竞相实施海外扩张。1792年，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来华。大清朝廷误以为英国是一个主动前来进贡乞蕃的远夷小国，自作多情地在他们的礼物上插上了“英咭唎国贡物”的三角旗帜，可是，已经强大到自许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吉利国却不是来乞蕃的，而是来寻求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他们提出了开放港口和租用岛屿的多项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天朝自认为地大物博，勿须与海外蛮夷商务往来，乾隆皇帝客气地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作中国形象朽坏质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使命的主要目的是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希望获准进入广州之外的其他口岸。这次访问的彻底失败使人相信，中国最终将被强迫着才会改变对西方的态度。”（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随着入华传教团体内部意见的分化，以及各色西方旅行者、商人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对于中国官僚负面报道的增加，耶稣会士们所精心构筑的中国理想国开始坍塌，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逐渐成为东方知识的主流。19世纪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个过于崇尚古制的社会，人们不思变革，不思进取，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先礼后兵”的“礼时代”结束了， “通过恭恭敬敬的劝解攻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失败后，欧洲人现在变成用武力击破它”（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
每一次有关中国的新闻，都给蒸蒸日上的欧洲漫画界提供了一系列新鲜热辣的漫画素材。漫画的中国形象，大概是从大清官员“满大人”（Mandarin）的滑稽化拉开序幕的。在19世纪的欧洲人眼中，除了中国皇帝，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面目平板、表情一致、整齐划一的“中国佬”（Chinaman）。其共同的要素是辫子、官服、指甲等，其共同神态则以自鸣得意、奸诈狡猾，或者惊慌失措的滑稽表情为主。
四
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之后，《在中国我们应该做什么》开启了“征服中国龙”类型漫画的流行。一望而知这是一条由满大人与欧洲龙杂交变身而来的混体龙。从上往下，高高扬起的长辫子、八字胡须、曲张的双手、长而尖的指甲、大腹便便的身躯、笨拙的方头朝鞋，全都是满大人形象变身而来。
此后，龙头上的辫子就成了象征中国的标志性元素。在1891年的《家族关系》中，画家干脆给这条中国龙戴上了满大人的暖帽，穿上了满大人的官服。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输给了武器精良的西方人，那么，甲午战争却输给了人力、物力、财力都远不如中国的日本，着实让大清王朝颜面扫地，甚至让许多西方人大跌眼镜。在欧洲漫画家笔下，原本面目狰狞的中国龙，到了甲午战争时，已经退化得毫无斗志，楚楚可怜。在《好狗》中，一个欧洲人牵着一条身上写着“最后通牒”的狗，正冲着中国龙一阵狂吠，穿着大清朝鞋的中国龙吓得缩在墙角边，两脚发软，紧闭双眼，一屁股坐到了自己的尾巴上。这时的辫子龙，一再退缩到连狗都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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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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