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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龙与图腾的耦合:学术救亡的知识生产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14 | 点击数:48404
 

  卫聚贤论及龙图腾的篇幅并不多。其论证思路是这样的:禹字训为虫,又禹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与九字有连带关系,而九字可能又是虯字的丩,按《说文》:“虯,龙了有角者,从虫,丩声。”可见“九”为龙之一种,“故禹与龙多有连带的关系”,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夏人以龙为图腾,故殷人祀为神;奉龙为图腾的国,当以龙为国名;奉龙图腾国之地有一部分被殷人所占领,故有此地名;龙图腾国之人,故以龙为名……《左传》有鄅国,当即奉龙为图腾的禹国之后。”作者参照埃及人的生活经验,认为“在河水将涨之际,鳄鱼先至,夏人因以为水神(故有禹治水的传说)或农神”,据此提出“龙即鳄鱼”的观点:“禹为夏人以二鳄鱼为图腾的民族,因图腾的崇拜,后演变为神,再后则演变为古代的帝王。”[53]

  这种论证方式极不可靠,对图腾主义的理解也多有想当然之处,想起龙就说夏人以龙为图腾,想起鱼就说夏人以鱼为图腾,往往自相矛盾。岑家梧就对卫聚贤的研究很不以为然:“若果只拾取表面的三二图腾现象,便证明中国古代某族已有图腾制度的存在,则极为不智。如卫聚贤于嘉兴新睦镇发现一鱼形刻石,便说吴人以鱼为图腾,又根据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现红陶上的鱼形花纹,便说陶唐为鱼图腾发明陶器的民族,又说:‘夏民族有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按贝加尔湖人尚有以鱼为图腾的遗迹,夏民族当自贝加尔湖来,以鱼为图腾。’此都失之疏略。”岑家梧认为:“今后苟欲断定夏或吴族以鱼为图腾,必须证明夏人以捞鱼为主要生产,夏人以鱼为部族名号,以鱼为祷告,以鱼为一切装饰的表现对象等等。凡此皆须根据丰富的确实的资料,作深入的系统的探索,始属可信。”[54]

  罗维早在1920年的《初民社会》中就已指出:“动物名字是初民社会中异常普通的一个特色,不足推断这种动物和以此为氏的社群之中有特殊关系存在。除非这个名字‘在授名者或受名者或双方的心中发生与这个动物的心理联系’,或外婚制之起源可考定为出于这个联系,方始有图腾制之可言。否则单以动物之名为氏的氏族不见得比以绰号,地名,或祖先之名为氏的氏族更有被认为图腾氏族的资格。”简言之,单以动物为名,根本不足作为图腾制存在的证据。罗维甚至对于图腾制的存在也已产生怀疑:“总结一下我自己对于图腾制这个题目的意见,我不相信自来在这个题目上所浪费的聪明和博学已经建立了图腾现象的真实性。”[55]不过,这些意味深长的忠告几乎从未得到中国图腾学者们的引证,因为这种观点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观点。

  相反,中国图腾学者们全都振振有词地重复着“图腾制为氏族社会必有之现象”[56]的论调。他们甚至认为“图腾不过是用兽名表现其群体强壮且有威力的意思”,也即“因为原始时代动物威力之雄大,所以原始人类对于动物无不具有崇拜的心理,或者设想自己的祖宗就是这些动物,或者有意拿来作本族祖宗威力的表现,所以动物的名称便成了各氏族底标识——图腾”[57]。这种想当然的解释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主义。

  通过历史教育激发民族情绪

  很明显,在早期的图腾类著作中,龙并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真正将龙摆在中心位置展开全面论述的,是闻一多。1942年11月,闻一多发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这是《伏羲考》的主体部分。闻一多是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伏羲考》深刻地烙印着闻一多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民族问题:“我们常常提及‘民族’,有欲完成一‘民族统一’,但究竟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58]

  孙中山曾在《三民主义》中定义说:“甚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简单一句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59]闻一多在谈到自己的理解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我以为这是反动的。其实现在看起来,那是相同的。”[60]

  从政治上、文化上论证中华民族的完整统一,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奈挣扎。“民国初元,国人曾揭榘曰‘五族共和’,而国徽之五色。论者以为是即五族之代表,然以一国之人,而自标五族,实与近代政治思想相反。盖在现代政治上之意义,凡一国权力所不能及,而人民原为一族者,则标榜民族以联络之,即以此壮其外交之声势。未闻已成一个民族国家,而反自标五族以示分裂者也。”[61]

  194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上古史论著,大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话题:“中国民族由来之研究”。金兆梓在《中国史纲》的绪论中画出了“个人生活、民族生存、世界大势”三者之间的关系示意图(如图),明确指出个人是“小己”,民族是“大己”,“要晓得我们这民族集团生活现有的状况,不是单将那现有的状况做分析的研究所能了事的,还得要寻求那现有状况的由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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