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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前辈学者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的“再研究”。中国社会学家在案例研究方面开拓了许多研究地点，如李景汉开拓的定县（河北定州市）调查，费孝通开拓的江村（今江苏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禄村（今云南省禄丰县大北厂村）、玉村（今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中卫社区），林耀华开拓的金翼之家（今福建古田县岭尾村）、许lang光《祖荫下》开拓的大理喜洲（今云南大理市喜洲镇）、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开拓的芒市（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等等。进行定量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追踪数据是不甚丰富的，中国的定量数据更多的是截面数据（或称为面板数据），这使得中国难有进行定量研究追踪数据材料。进行案例的追踪研究或多或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遗憾，并易在比较中概括出有新意的问题和结论。应当指出，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探索。例如，在郑杭生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多位博士和博士后，如吴力子、奂平清、章东辉、潘鸿雁、汪雁、张永华、黄家亮等对华北定州进行再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再如，庄孔韶对金翼之家的再回访，撰写了名著《银翅》；又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多位博士先后对禄村（张宏明）、喜洲（梁永佳）、芒市（褚建芳）再回访，也取得很大收获。潘乃谷在《重归魁阁·编后记》提到“再研究”的意义：“通过‘再研究’来重读历史和考察现实，我们就可以对社会变迁和学术的继承与反思进行探索”[7]（P294）。但是，我们目前的“再研究”还很不够，除江村已被多次开掘以外，对于其他的研究地点，研究关注度还依然有限。此外，还有更多地方还没有被开掘出来。应当说，“再研究”矿藏不小，值得学者在中国社会学史中进一步加以注意。2010年，是费孝通和林耀华诞辰100周年，郑杭生先后发表了《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和《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意在提倡用“再研究”来纪念我们的前辈。
第四，传承前辈学者概括中国社会学的特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新理学》等书中提出了“接着讲”的概念，认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儒家发展到唐代后演变为新儒家，到宋代，新儒家又由程颢、程颐两兄弟一分为二，演变为心学、理学两脉。心学一脉被称为洛学，其中陆九渊是接着程颢讲，王守仁是接着陆九渊讲；理学一脉被称为程朱学派，其中朱熹是接着程颐来讲。冯友兰认为，自己是接着朱熹讲，所以是“新理学”。其实，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学史也有“接着讲”的传统。例如，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实际上是接着1930年代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来讲提出的；再如郑杭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实际上是接着严复治乱兴衰、孙本文综合社会学的理路来讲。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应当说，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与“接着讲”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社会学家进行中国社会学研究，不仅要照着、接着外国社会学家讲，如照着韦伯讲理性和人文，接着贝克讲风险，更要接着中国学者讲中国、讲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发展，要形成体系，“接着讲”是一种传承、习艺的重要方式。只有在“接着讲”的过程中，学者才会找到自身所处的学术位置，才有可能在积累中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哲学家不同于哲学史家，社会学家也不同于社会学史家，在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就是协助读者去寻找“接着讲”的对象，为未来的社会学家“接着讲”，为学术的薪火传承做一些铺陈性的、启发性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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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1年11月04日14: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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