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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童潇]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现实追求
  作者:郑杭生 童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1-02 | 点击数:9903
 


  [摘 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发掘和写好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同时还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待的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学史,要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中国社会学史是学术进程的复合体:是学术发展史,也是思想更新史,是学科推进史,也是学说传播史,还是矛盾斗争史。根据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的实际,其外延可界定为“中社会学”的框架范畴,既包含了小社会学,也包含了人类学的一部分、社会工作等多项内容。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应客观揭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程,根据史料分析综述各学派学术观点,科学揭示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不足,把握治史的态度和原则。此外,还应注重对中国社会学史的使用和开掘:从已有的成果中寻找认识中国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发掘面对中国社会、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对前辈认识中国社会的切入点进行追踪式“再研究”;传承前辈构建中国社会学的特有概念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研究。童潇(1981—)男,江苏省苏州市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一、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人撰写的《中国社会学史》虽远不及《西方社会学史》来得多,但也有三五部。然而,在笔者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究、挖掘中国社会学史,的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其一,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盛世修史”的需要。“盛世修史”是国人治史的优良传统。在近代经济衰弱,国危民贫的危机时代,对于中国知识阶层而言,其主要职责,一是寻找富国强民之法,二是启蒙、开智、新民。历史的责任和社会的现状使得知识阶层群体在这样的时代很难找到系统梳理历史的条件,也难以拥有探赜索隐的精力。而在中华民族危亡、社会衰败之际,也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民族寻找富强之法,为民众寻找强国之路的奋斗历程中。因此,在“乱世”的时代,不可能出现集中精力认真修史的条件。反之,在政通人和,国富民强的盛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找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安身立命的位置,而国家也有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以提供文化工程建设所必须的条件,从而学者得以探讨一些看似言远而旨近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余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虽然当代中国离真正的世界大国尚有一定距离,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构建社会和谐的发展趋势为我们深入研究包括中国社会学史在内的历史创造了良好机遇,使我们能够在对“乱”和“治”的真切感知中,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形成理性与感性的双维认知。

  其二,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自觉”的需要。中国社会学在1930年代曾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科,也是一个有着自身鲜明特色及主体性的学科,但非常遗憾的是,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却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体现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格局中,中国社会学者还缺乏提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本质问题的本领,原创性成果还不多不够,以西方社会学为圭臬的心态未发生根本变化——乃至有学者做了原创性努力,却被误解甚至讥讽为是“自说自话”。对此,费孝通曾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郑杭生近年来也多次强调,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界更要有“理论自觉”,要有“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2]。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学要成为一门具有自主性与“理论自觉”的学科,梳理、总结中国社会学史,认识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三,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学还远未得到世界社会学的认可。对于这种现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社会学已有的成果确实尚不足道;二是中国社会学或有不足,但其精华尚未为世人所品、所知、所用。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在经过1930年代的辉煌以后,历经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学确实曾陷入衰弱期。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恢复三十余年,要用三十年的建设去追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国家社会学迅猛发展的成就,并非易事。因此,中国社会学要达到国际上公认的强势学科地位,确实任重而道远。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可妄自菲薄,经历三十年的建设,中国社会学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特别是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心向太平洋两岸转移的时代,遇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发展的催生、倒逼也使中国社会学有了一些突出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原创性理论,只是中国社会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成果介绍给国外。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这些成果进一步发掘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中国社会学在学术格局发展中“强益自我”位势的需要。

  其四,研究中国社会学史是一代社会学者对历史有所交待的需要。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在中国建立后,社会学家在中国已经有若干代,每一代人都有义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既是一代人的一种责任担当,也是对历史的负责。“读史以明志”,中国社会学后学的发展及对前辈的超越,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另一层意义是说,历史是人撰写的,因此,历史的书写总会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在新的历史时期,资料解密,学术环境转暖,社会学研究有了突破以往禁区的条件,为科学探索特别是新成果的推介提供了相当的机遇。这就要求我们拿出勇气,去直面历史,使中国社会学成为一门“有根”的学问。当然,这也只能逐步做到。

  二、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与外延

  (一) 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

  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就是要明确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的聚焦点在哪里,究竟应该研究哪些内容。从广义上说,中国社会学史的撰写属于学术史的范畴,总结古今中外社会学史的撰写方法,大体可以将其归为六类:

  第一类方法:写成人物史。这种写法主要突出历史上的学术人物,是以人物为脉络,对学术史进行勾勒。其基本预设在于:学术史的脉络在实质上就是学术大师的思想脉络,从学术大师的思想、成长历程出发,可以勾勒出学术史的发展轨迹。哲学史中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社会学史中如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的《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贾春增主编的《外国社会学史》、周晓红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等都采用了这种人物史的写法。

  第二类方法:写成学派史。上述人物史主要是按学者来排列章节的,其缺点与不足是仅介绍了著名学者,但事实上,有些思想及重要研究成果的产生并非是某一学者的专利,往往存在于学术共同体之中,于是,在人物史的基础上,有些学者将学术史写成学派史、思潮史,也正因如此,坊间许多所谓《XX思想》的著作其实是作为学术史而使用的(其突出表现是学术史课程教材往往选用《西方社会学思想》、《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等著作)。在学术史中,比较典型的如民族学老前辈戴裔煊的《西方民族学史》,就是按照学派来编排的。此外,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也往往将文学流派放在一起,介绍其背景、来历、影响等,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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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1年11月04日14: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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