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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就，一般的学者都会松一口气，甚至沾沾自喜，可钟先生并没有停止对论文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他还在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寻找新的材料和证据。人们大多认为，民间口承故事是浅显，听或读懂了故事，亦即理解了故事的意义，故事的意义外显至可供民众普遍欣赏和接受的层面。其实，民间故事的表层下都掩藏着不能表面上的意义，其意义之隐蔽排除了每个人成为意义揭示者的可能。民间故事并非不需要解释者，而且，它们存在着不断解释的必要和深层空间。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钟先生不仅给自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而且也给我们后学供应了新的课题，为我们树立了学术探究永无止境的榜样。
过了半个多世纪，钟先生对当时的论文评价道：“我写作这些文章的时期，是我从一个初学者逐渐成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那一段，因此，这些文章里有的属于‘习作’的东西是不必说的。”[3](“后记”p524)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论文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学术界的至高点。在钟先生的学术道路上也是第一个高峰期。按钟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些论文“比起中大时期所作的急就章，在收集材料和考虑论点上，用力更加勤劬，思索也稍为精细了，这在自己治学的道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进境。自然，它距离成熟程度还是有些遥远的。”[4](《我的学术历程》P13)写这些论文时，先生还只有二、三十岁，可已有了攀登学术高峰的远大胸襟。这些论文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钟先生牢固树立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的决心。但他意识到自己的专业学识和能力还不足于担负起这一伟大的事业，于是他东渡日本，充实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这些已昭示了他必将成为这个学科的大师和泰斗。
按理，八、九十年代写的文章早已不是“习作”了，但其间温婉而又谦逊的文风依旧。不仅如此，还保持着年轻时候那种强盛的对真理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写于钟先生米寿之年，其结尾有这样的话：“由于篇幅、时间的限制，也由于个人学力和精力的限制，在意义的发掘、理论的阐述和论据的援引等方面都有些简略，或者不免于疏失。这些缺点，只好等待将来有机会再补正了。……我虽然年龄已经老大，但在有生之年，总要在这种学术园地里竭力去继续耕耘。”《刘三姐传说试论》“绪言”部分的结尾是这样的：“本文因限于时间等，只拈出两三要点加以论述。其他问题，请俟他日再作续篇或补篇，以弥缺陷。”[4](《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p100-103)钟先生既是给自己提出了继续研究的具体任务，又为后学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更是在激发我们探索真理的强烈欲望以及达到更高学术境界的雄心壮志。
《马头娘传说辨》一文的结尾亦颇有意味：
一个人的意见，因种种关系，有时总不免失于疏略或偏颇。我自己就是常常犯着这种毛病的人呢。沈先生(按指沈雁冰)是我们现在文坛上比较肯小心地讨究学问的人。他对于这个相传已久的蚕女神话，突然给予否定，自然这种怀疑的精神，是很勇敢而可佩服的，可是我觉得他的意见，似不免有些流于疏漏或偏激。但我这个很粗心的人，偶尔感到的一点管见，未必比沈先生的更不偏颇。如果有人像我这样不客气地向沈先生请教者启发我，我心里是当要感到很大的欣幸的。[3](P251)
这是一篇和沈先生商榷的文章，钟先生提出的论据极其充分，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但钟先生既没有要顾及朋友的情面而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因言之凿凿，自以为有理而不顾及朋友的情面，更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视为绝对的真理，反而认为自己“偶尔感到的一点管见，未必比沈先生的更不偏颇。”这是何等宽大的学术胸怀，这是何等程度的谦逊、求真与好学。
钟先生一向认为，学术上的观点和结论不能太绝对化，太绝对化了反而不科学。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证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因此，在文章的结尾，他往往要对所阐述的论点加于适当的检讨，为自己也为他人腾出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下面的话语形式在先生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在故事产生的初期，或许那丈夫真是一条可怕的大蛇也未可知”；“古今中外，恐怕曾经存在过的民族，能够不经过一个神话时期的是恐怕很少吧”；“把它们(按指老獭稚型传说)共同的起源断说在中国，也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精细地加于考察，中国的这传说中(按指老獭稚传说)，或许不无一些是较属于后起的成分，但是，从大体上看，中国传说比起朝鲜和越南的，较近于这传说产生时候的形态，这总是可以相对地肯定的”。钟先生在下论断的时候，总是格外的小心谨慎，语言的弹性较大，尽量留有余地，不至于没有退路。这与许多青年学者好下全称和斩钉截铁的判断的做法大相径庭。尽管这些文章大多是在钟先生信仰马列主义之前写的，但已充溢着辩证的法则和全面看问题的思想。
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方法论是钟先生一直予以重视和关注的，提出了“方法三层次论”的独创见解。他说：“在我们研究的活动上，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世界观或文化观的层次，也可称为哲学的层次。它属于学术活动的最高层，是指导研究者客观地去审察所面对的事物(民俗事象)的根本性质的。”“其次，是一般或大部分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例如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以及调查法、统计法等。”“再次，是某种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一种学科，大都有它的共性和个性(特殊性)，后者就要求一种特殊的研究法。……在民间故事学的研究上，有类型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等，而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法更是赫赫有名的。”“以上三种方法，虽然各有性质、范围，实际上大都是互相联系的，在使用上也往往彼此互相协力。它们并不一定是‘楚河汉界’、截然分开的。”[4](《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p210-211)]
就钟先生早期研究民间故事的系列论文而言，已经使用了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按钟先生自己的话说：“我从早期开始写作一般文艺论及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文章，直到三十年代前期，很少自觉地注意到方法论问题。自然，在实际作用中，是不自觉地使用比较法、溯源法、分析法及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的。”[4](《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p209)]在第三个层次上，则“是完全运用着人类学派的神话学、故事学观点和方法的。其次，民间故事学上的类型分类及其研究方法”，[3](“后记”P524)也在他的文章里留下明显的足印。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揭示故事的历史文化内涵，他还借助了一些相邻的研究方法，诸如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以及传播学等等。这些文章的“指导思想是颇为复杂的，有英国人类学派的，也有法国社会学派的，自然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总之，是有些杂乱的，而不是怎样统一的。”[4](《我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指导思想及方法》p206)]
钟先生在谈到自己过去的研究方法时，总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他说：“我接触方法论的著作不可谓不早，对它比较留心学习，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光阴了。但是在作业实践上，到底情形如何呢？稍为回顾一下，我要坦白承认，我在研究工作的进行中，并非经常自觉地选择和善于运用它。至少，一方面我没有很好地运用所具有的知识，换句话说，即没有‘物尽其用’；另一方面，又没有处处选择恰当的方法，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做到‘量体裁衣’的地步。”[3](“后记”P211-212)对这段话应该这样理解，钟先生非常注意吸收能够应用于故事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但在具体操作上，并不拘一二种方法，即“并非经常自觉地选择”方法，而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这样做，主要是由民间故事本身的特质决定的。民间故事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生存环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等都有关联。另外，也与钟先生研究民间故事的独特思想有关。他所理解和要求的故事学，应该是研究者联系着故事产生和流传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对它的内容、表现技术以及演唱的人和情景等进行分析、论证，以达到阐明这种民众文艺的性质、特点、形态变化及社会功用等目的。[5](《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P295)基于这种认识和目的，他对某一民间故事类型的解读大多不限于某一侧面，而是多角度和多方位的，可谓是全面的民间故事研究观。这仅从许多论文题目便得以证实，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瓠神话的考察》、《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传说》、《中国的水灾传说》、《蛇郎故事试探》、《中国民间传承中的鼠》等等，这些论题都是开放式的，并没有对考察对象作某一方面的限定，也没有指出主要运用了那种研究方法。不仅如此，钟先生还把中国的故事类型置于世界范围内加以考察，更显其学术视野之开阔。
当然，这些论文的阐述并非没有中心论点。以《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为例，主要集中于对此型故事传播情形的探寻；在探寻的过程中，又将整个故事类型分解出十个母题，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十个母题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了揭示。这十个母题是变形、禁制、洗澡、动物和神仙相助、仙境淹留、季子胜利、仙女居留人间、缘分、术士的预测、出难题。这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文章，由于要突出论述的重点，有些方面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难于展开。而且正如钟先生自己在文章结尾所言：“关于这故事中所包含的要素，尚有好些。”解读钟先生的论文，其实是在遭遇学术发散点。在钟先生流畅的字里行间，张扩着一个个奇妙的学术空间，从这一个个空间可以延伸出许许多多的学术生长点，沿着这些生长点，又能砌出一座座高墙乃至大厦。钟先生的学术著作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咀嚼，越嚼越感滋味之浓厚。
作为一个世纪学术大师，钟先生的学术成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而且从微观上看，还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素材、基础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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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央视国际 2002-12-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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