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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先生所运用的研究材料，尽管也是口承文本，但他很注意这些文本的地域性。他认为口承文本都是“地方”的，像国民一样，都是有籍贯的。凡是能指出明确“籍贯”的故事文本，钟先生在论文中都会加以交代。我们常常自省，对故事文本的研究缺乏地域性，“例外”即是地域性的产物，对“例外”的关注自然就能进入到故事文本的地域性方面。在这方面，钟先生给我们做了绝好的示范。他特别注意收集某一故事类型的不同区域的文本。
1932年秋钟先生写了《老虎与老婆儿故事考察》一文，对“老虎与老婆儿故事”的地域特征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在此类故事中，地域性的显现主要集中于故事异类主角形态的变化。异类主人公的种属有：虎——直隶、闽南、绍兴(浙江)、灌云(江苏)、东莞(广东)等；猪精——梅县、潮洲、陆安(皆属广东)；猢狲——？直脚野人——余姚(浙江)；猫精——江苏(？)；侬瓜麻——翁源(广东)；熊——广州(广东)。
由这小小的表看来，说那位想“吃人”而终于“吃亏”的主人公的种属是属虎的，较占多数，次之是说猪精的。但这个统计并不全面：第一，收集的地域不够普遍，第二，材料的分配不平均(如占第二位的猪精，其传述地都在广东境内，并且仅限于东江一带)。可是，它对我们也有相当的参考意义，那是：
(一) 这区区的十数个同型的故事中，它的主人公竟有七种以上不同的种属。
(二) 在将近半数的广东境内所传述的同型故事，(这故事的全数，本十五篇，有一篇说主角是虎的，因地址不明，所以略去。又有一篇是潮洲的，说主角是猪哥精，因表中已有全同的，故亦从略。附此声明。)而主人公的种属，竟多至在全表中为四与三之比。
至于这些好吃人的主人公，或为家畜，或为猛兽，或为不经见的动物(如直脚野人，侬瓜麻)，这怕多少有点地域及其它的关系使然吧。[3](《老虎与老婆儿故事考察》P209-210)
钟先生注意到，这样一个同型故事，主人公种属差异是如此之大，“例外”如此普遍，
“怕多少有点地域及其它关系使然”。任何一个民间叙事文本，都是一个特定地域的“套话”，都会打上地域的烙印。烙印即“例外”，“例外”即烙印，研究民间故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这些烙印突显出来，从而进行比较分析，清楚“人类文化的递嬗之痕迹”。[3](《老虎与老婆儿故事考察》P211)
现在的故事学家们，在文章中已很少标示故事文本流传的区域，他们热衷于对故事类型历时性的比较，梳理其演进的历史轨迹，而对其空间横向的差异则熟视无睹。这主要归咎于田野作业本身的地域不够广泛，难于发现大量的“例外”。然而，任何一种民间文学类型都是由许许多多“例外”的形态构成的，差异性是民间故事的常态。对此，钟先生说：“如我们所知道的，恐再没有一件事物，比民间的故事，更容易把它的形态纷歧得使人难于捉摸的了。(自然在另一方面看来，它还会不全失其“本是同根生”的面目的。)”[3](《中国民间故事试探》P225)这是民间文学的“在”，是其“在”的方式、规律和魅力。民间故事当然也包括整个民间文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放弃对于这种“例外”的热忱，否则，就很可能失去研究的动力和根本。阅读钟先生的论文总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常常会为获得某种故事类型的异文而狂喜，即便是文章已完稿之后获得的，也要将之作为“附记”挂于文后。钟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兴起的初期，就清晰的意识到这一点，是强烈的学科意识和高超的学术能力所致。
在《老虎与老婆儿故事考察》一文中，钟先生一再遗憾“这个统计并不全面”、“收集的地域不够普遍”、“材料的分配不平均”等，说明他对研究资料的要求多么全面和严格。只有尽可能多地收集到“例外”的文本，不同地域的文本，充分掌握“差异”，才能使论据得以坚实，论证更有说服力。
二、结尾：寻求不足与问题意识
西方学者说，东方的民俗是“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同样，对东方民间故事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尽管钟先生在民间故事学方面著述颇丰，但这些著述研究的课题并没有完结，他的论文的结尾几乎都是在自省和前瞻。上面论及的对“例外”的关注，还来自于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对这门学科的执着追求和科学、辩证的治学方法。这些从上述钟先生部分论文的结尾明显体现了出来。
《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的结尾：
末了，我要再郑重地声明一下。黄先生(按指黄石)和我所论述的植物起源神话，都是限于我国前时代所记录的。现在新从民间搜集起来的这种记述，为量固颇丰盈，在质上也很有足供论究之处。关于它的罗列和考察，留等将来有相当机会时再续写吧。当然，关于前代的记录的记述，也希望有个弥补缺漏的机缘。[3](p161-162)
《中国的水灾传说》的结尾：
本文，要在这里结束了。因为限于时间及精力的关系，使上文的论述，只完成了个草案。材料的搜集，固然有所不周；许多待说的意见，也有些没有表达出来，或表达得非常率略。最感到惭愧的，是有几处地方，应该做个适当的交待，但为了行文的便当，却把它刊落了。这是耿耿于心的事。[3](p190-191)
《瓠神话的考察》的结尾：
本文对于瓠神话的考察，应该说还是不够充分的。如对外婚制、氏族制及母系制与图腾主义有关的问题，本来也有一一加以探讨的必要。但是，因为时间、学力等限制，只好等待将来有条件时再续笔了。[3](p190-191)
每次读钟先生的这些论文，都有新的收获。而这些论文的结尾更增添了我对钟先生的仰慕之情。这种并非结束的结尾的方式，已成为当时先生论文的显著风格之一。文章的结尾，一般是对全文主要观点的概括和总结。可钟先生把结尾的情结放在检讨论文的不足方面，并对此“耿耿于心”，祈望“有个弥补缺漏的机缘”和“再续笔”。这不仅需要学术才华，更需要学术勇气、信心以及对故事学的深切理解。能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清醒的自我评价，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能够把成果的不足袒露出来，这是大师级的风范和气度。我们常常为他严谨的学风、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谦逊、永不满足的学术精神而感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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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央视国际 2002-12-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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