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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古地区相当部分军事城镇如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以及大部分因治而兴的城镇和因商而兴的城镇仍然是规模较小的单核城镇，其功能也较单一。
蒙古地区作为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一般都有着较为严整的布局规划。但即使是有规划的城市，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仍显得凌乱。例如，乌里雅苏台买卖城两条老街交叉成正十字形，“两条街道外表几乎一样，都同样紧密地排着一家家店铺，都同样的狭窄，同样的坑坑洼洼，布满了车辙，十分脏乱，一到下雨时也都同样地无法通行，因为路上的稀泥至少有四俄寸深，有的地方甚至更深。”［22］（P．274）
蒙古地区城市与内地城市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买卖城。“买卖城”来源于“买卖人”，“买卖人”是蒙古人对旅蒙商人的称呼。买卖城一般不在主城区内，而是在主城区外，或单独成城。自发形成的蒙古厅城与买卖城多缺乏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如多伦诺尔也“不是一个建造比较规则的城市”，而是随着商贸活动和商民增多而自发建立的城镇，除了寺庙以外，买卖城内的建筑不甚讲究，住宅区分布不整齐，也很简陋。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总量较少且分布分散，占人口多数的蒙古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农业经济不发达，故除归化、绥远二城外，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腹地都较小，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经济也较为落后，因缺乏产业支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十分有限，因而蒙古地区的城市人口普遍较少，军事人员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蒙古城市与内地城市不同点之一。
归化和绥远城为漠南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内蒙古重要的集市贸易场所和物资储运站，同时又是西北诸部、喀尔喀蒙古来往贡使必经之地。归化城建于明隆庆年间，由于土默特蒙古部阿拉坦汗于建造，初名“库库和屯”，明廷赐名“归化城”。该城因地居要冲，成为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康熙中叶，“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货物齐全，商贾丛集，嘛驼其多，其价亦贱” （20）。乾隆二年（1737），随着绥远城将军的设立，在归化城附近建绥远城，城内建有衙署官房3083间，土房165间，兵士土房1． 2万间，商业铺房1530间。绥远城建立后，迁入大批的满、汉、回、蒙、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人，城内寺庙林立，也出现了清真寺。乾隆朝以后，归化城商业大发展，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赫赫的大商号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入住这里，年贸易额能达500～1000万两白银。
库伦是清中前期外蒙古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21）库伦主城区以蒙古人为主，人烟稠密，约3万余众，多喇嘛僧徒，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兽。作为库伦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买卖城”大约有男女计5000人，其中有1800名汉人，而其余是蒙古人。［22］（P．131）清后期，库伦“买卖城”内居住着较多内地汉人和俄罗斯商人，其中“晋人十之六，顺宜人十之一，俄人十之三。”［23］（P．235）库伦另有驻防兵两千余名，统于办事大臣。（21）
另外，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等城市人口规模在万人以上。多伦诺尔是蒙南地区的宗教、经济中心。汇宗寺建成后，汉族商人即向多伦诺尔汇集，不久形成了与寺庙相望的兴化镇，又名旧买卖营。康熙四十年，买卖营规模已有“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主要街道有十三条。（22）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巡幸此地时，多伦诺尔已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23）。雍正九年，再建善因寺；次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迁往多伦诺尔，内外蒙古的朝拜者和各地经商者更多。乾隆六年，在旧买卖营东北一里以外的地方，建新盛营，又名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主要街道有五条。此后，旧买卖营和新营逐渐连成一体。乾隆二十三年，多伦诺尔已是“东西宽四华里，南北长七华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八条街道的市镇”（24）。清后期，多伦诺尔“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道路狭隘，多寺院”。（21）
有清二百余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然较明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城市人口规模始终都较小，没有形成大城市，也未形成首位型城市，因而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都不大，对区域的带动力也较为有限。
清代蒙古地区的城市与内地相对发达的省区比较，其规模显然普遍偏小，江南地区10万人口的府城和数万人口的县城比比皆是，城垣周长在10里以上的府城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以蒙古地区的城市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甘肃省和山西省相比较，则差距较小。清季，甘肃大部分城市都在万人以下，10003000人的城市所占比例甚高，达18个，另外还有500人以下的城市4个［24］（P．229－349）。这表明，在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各省区城市发展水平都具有滞后的共性。
有清一代，中国内陆边疆藏、新、蒙地区的城市较明代有较大发展，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藏、新、蒙地区的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国家的统一消弥了内地与边疆的敌对状态，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开发，清政府在统一了藏、新、蒙后，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治理。其次，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建立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兴起。此外，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人口的大增长，促进了人口的大流动，移民开发则有力地促进了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也是这些地区各族民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由于藏、新、蒙地区受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影响、以及落后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边疆城市发展举步维艰。直至今天，边疆地区蕴藏的广大富源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得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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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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