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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谈的是关于个体与社会。我们的话题是一个社会记忆的话题，或者叫集体记忆。我们说个人的记忆，因为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记住自己的，或者我家庭的，我前人的历史，这个东西怎么跟一个更大的历史，跟一个宏观的历史发生关联？就涉及到个体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是这位莫里斯·哈布瓦赫，他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实际上他是在谈个体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可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一种思路。
布迪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不限于社会学家，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他做过很多的研究。布迪厄说“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很具体的东西来理解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关系。
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赖特·米尔斯，他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开篇其实就在谈普通人，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当中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烦恼，是怎么跟一个公共议题上的一个更大的，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发生联系的。他所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在个体的具体情景中的个人烦恼和一个公共议题当中的社会结构之间进行打通，进行贯穿，这样的一种能力，把它概括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如果从具体来说，比如说在一个经济结构和秩序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衰败，或者说发生了一个整体性的转型，这样的变化，大家今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大的转折，剧变。如果说在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和秩序发生剧变，或者说出现了整体性危机的时候，失业这件事就不是个人能够去化解的问题。我们身边的例子，比如说企业专制，市场化改革，市场化转型，企业转制的时候出现了大批的失业下岗的工人。尤其是这种重工业城市，比如说东北，大家都失业下岗了，买断工龄了等等方式，这个时候我们能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吗？说你下岗了，是因为你的文化水平不高，是因为你的技术水平不高，不是，整个产业都转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战争成为整个民族国家，乃至于全球化体系当中的一个内在的属性，一个内在的基本矛盾的时候，这个时候引起的困扰，个人面对这样的困扰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我们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怎么样跟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结构发生关联？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把它进行贯穿。其实也不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大家上一代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候，为什么说文明本来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我们说某种文明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它怎么样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怎么把文明落实到一个普通日常生活当中加以理解？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计划经济时期，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农村要在一个人民公社当中，你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城市当中你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一方面有单位制，人民公社制度这样的制约，另一方面有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把你限定了，跟户籍制度相配套的有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各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你要吃饭，你得有粮票、米票、面票，没有这些票就买不到粮食。买豆腐得有票，买油得有票，买布，甚至肥皂，火柴，这些东西都是按票来供应的。这样的一套制度，当然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没有这些东西是活不了的。你被成为是人民群众当中的一员，你不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这方面就受到限制，你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生存，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更高层面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文明就是这样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既有宏观的制度层面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把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每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本身就跟宏大的社会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唯有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那些看上去非常卑微的，琐碎的那样一些经历，那样一些记忆，才会有非凡的记忆，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
妇女解放的幻象──男人下降到与妇女同样地位
郭于华：找回失去的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要求，或者说基本的素养，我觉得也谈不上素养，第一，以现实为基础；第二，用常识来思考。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很多东西，能够想通很多东西，也可以提出很多质疑。因为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现有的历史当中，以往被灌输的历史当中，有许多或者说比比皆是都是狼奶。大家都很年轻，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历史，被灌输的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习惯了，根本不对这些东西进行思考。如果我们用一点儿常识来思考，其实可以辨识狼奶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新看这段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农民的口述历史，也想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普通人究竟能不能记忆，能不能讲述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说民间的讲述，或者说底层的讲述，跟官方的，正式的文字的历史，其实有着同样真实的义含与意义，我们且不说官方的历史，暂时不谈这个问题。我们至少要说历史不能只以一种声音存在，不能只是单一声音存在，历史一定是多重声音存在的历史，一定是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来讲述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底层应该能够发出声音，也能够发出声音。
对于“新知女性”，我想用一个女性的例子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文章比较早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这本书里也收了。为什么要谈女性的记忆？中国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无疑是农民，包括今天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农民工。农村的女性又是下层中的下层，又是弱势中的弱势。我们在做口述史访谈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开始做两、三年了，回来以后把访谈录音都整理，都放到电脑里了，一看全是男的，讲述者全是男的，没有女的。后来觉得这不行，有失偏颇，缺少的性别。后来发现为什么没有女性呢？就发现女性讲述非常困难，你明明找了一个老太太，跟她访谈了好几次，就没有什么东西被记录下来，她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种碎片化，散漫的，很乱的，没有时间逻辑的话很难整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她们都讲述了哪些内容，因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希望她们讲述农业合作化的经历，以前都是在家庭当中，女性基本上是围绕着家庭劳动，家庭生活进行劳作的，一般来说不去下地的，每年只有在春耕的时候，最忙的时候，完全是人力来耕种，这个时候需要女性下种子，必须有三个人，一个人赶牛，一个人扶着犁，一个人在后面播种，这个时候下地，平常的时候不怎么下地。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都必须要下地，农民公社时期更是如此，所以她们的生活和劳作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我们就想让她们讲怎么感受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开始的提问就特别傻，特别愚蠢的提问，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年代，那个时间的序列，比如土改的时候你们家分了几亩地，你们家什么情况，比如他们那里农业合作化1954年就开始了，说1954的时候合作化是怎么回事，她们很难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这样访谈，只能完全以她为讲述的主体，这个时候研究者是倾听者，你不能主导她的讲述，她会按照她的生命历程，按照她的家庭生活的历程给你讲述她所经历的历史。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她并不是不知道，并不是没有记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非常鲜活，非常的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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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2011年12月15日 10: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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