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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佥载》主要记载唐代前期朝野中的遗闻轶事，上文所载可能出自当时的民间传说，但是后来闽南地区的民间叙事却有意回避了关于陈元光的另一种“史实”。在闽南地区的开漳传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至忠至孝、至仁至义的“儒将”形象。通过选择性的“记忆”与“失忆”，中原移民的历史表述完全确立，而“汉／非汉”族际关系的真正形貌，却最终为汉民族建构起来的权力叙事所遮蔽。
在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汉民族对畲族口头传说进行改造的迹象。比如流传于漳州市平和县境内的一则“陈元光力平山贼”传说：
灵通山狮子峰中有一洞叫里曼洞。据说是闽南十八洞之一。一天，里曼正在议事，探子来报，说陈元光将军在狮子峰上建筑巡逻台。里曼一听，十分恼火，立即带兵马与陈元光对阵。打了几十个回合，里曼因出兵不力，被陈元光击败。
里曼回洞暴跳如雷说，我在此统领各寨山民打了多少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吃了苦头，唐将好厉害呀！怎么办？一时拿不定主意。定神沉思片刻，大叫一声说：“有了！我到‘朝天寺’时发现寺内有一宝珠，夜间闪闪发光。这是观音佛祖藏下的瑰宝。”其妹里云也附和说：“这宝珠神威无量，发出炎光来，树倒、石烂、山平。”里曼说：“如能得到宝珠，任何强敌都不怕！”
兄妹俩决定偷宝珠。于是，就到朝天寺观察地形。一看寺建在一孤岩上，凌空绝顶，气势雄伟。四周岩壁难于攀登，要上去，必须立即造梯，准备在深夜越墙偷出宝珠。
第一夜，里曼带了几个手脚灵巧的手下，抬着长梯来到寺前，将梯靠在寺墙上一比，奇怪！明明白天量好尺寸，做成长梯，为什么如今短了一尺呢？左比右比，弄到大半夜，也无法进入寺内。只好找着长梯，怏怏而归。
第二天，再造梯，长度比昨天长二尺。深夜，又匆匆去偷宝珠。到了寺边，长梯一靠墙，又短了一尺，弄得精疲力尽，怎么也爬不进去。一气之下，就把长梯扔到山坑下。
第三天再造梯，比昨天长三尺，当夜又去偷宝珠。真奇，长梯又短了一尺，无法进寺内。就这样，一连造了三支梯，却始终无法进入寺内取出宝珠。
里曼回来后，站在洞外仰天长叹：天也不助我也！我就如此罢休吗？不！我要与陈无光拼一死活。于是，再召集兵马与之决战。结果不堪一击，即败退回洞。陈元光兵将英勇无比，一直追杀到上陂石门洞口，里曼贼全部消灭了。大溪人民无不称快叫好。
原来“朝天寺”建在蟒蛇头上，很有灵气。观音菩萨早就测知里曼存心不良，所以寺墙夜夜增高，使之无法进来盗宝器，以助陈元光一臂之力。［12］
与其他开漳人物传说相比较，这则传说显得格外特别：叙事的焦点并不在“开漳将帅”的武功或智慧，绝大部分情节却以“山贼”兄妹为中心，详细叙述其“偷宝珠”以抵御陈元光进攻的过程。此外，传说的主题与内容之间也有明显错位：斗争中，陈元光凭借观音菩萨之力便轻易取胜，何谈“力平”！据此我们不妨推断，该传说最初极有可能承载着畲族的历史记忆，讲述畲民先祖英勇抵御陈元光进攻的事迹，后来经过汉族强势话语的改造，反而成为一则彰显“开漳将士”英雄业绩的口传文本。
三、英雄祖先与族群认同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文化”作出如下定义：
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13］
在人类文化的“小传统”［14］中，传说历来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类别，在群体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就陈元光开漳传说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建立在“他者想象”与“权力叙事”基础上的口头传述，在闽南地区的中原移民中到底发挥着何种功能？笔者以为，潜隐在陈元光开漳传说背后的深层文化功能与心理动因，是通过对英雄祖先的“想象”与“建构”，以维系地方性的族群认同。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学中的族群理论在西方知识界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学术观点。前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后者则将族群视为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15］尽管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目前学界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有一点却逐渐成为共识：族群确立的条件之一是要有群体共同追认的英雄祖先。正如王明珂所言：“人类族群认同蕴涵着两大因素——共同血缘与空间资源。为了共享与垄断资源，一群人凝聚在共同血缘（共祖）想象之下，这便是人类族群认同的本相。”［16］这种关于共祖的集体想象，在不同族群交互渗透的边缘地带表现得更加强烈，因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的情感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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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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