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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南地区的“开漳将帅传说”中，除直接讲述陈元光“平蛮”的事迹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量讲述“平妖”的故事。在传统的解释中，这些妖魔精怪形象往往被当作神秘莫测的自然力量的化身。不过，如果返回到“开漳”传说的具体叙事语境中，便有理由认为这些精怪形象代表的是对“文化他者”的一种集体想象，因为从传说本身看，陈元光“开漳”的最大阻力并非瘟疫等自然灾害，而是以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等为首的当地土著族群。一些传说更是直接讲述了作为精怪化身的“他者”，如《许正天收服猫仔精》中，“猫仔精”即是桃源洞洞主手下猛将雷田的幻形；《陈元光破李蛮洞》中，洞主李蛮兄妹手下有三员妖将，分别是犁头精、田鸡精和香龟精。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对于非汉族群的“妖魔化”想像并非孤立的个案，在从《山海经》到《镜花缘》的大量汉语典籍中，便载录了一系列“远方异人”的形像，这些形像往往非妖即怪，代表的正是中央王朝对四方异族的集体想象。
二、历史表述与权力叙事
相对于文史哲等传统学科而言，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文化人类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建制史上无疑是一位姗姗来迟者。不过，这门学科一经诞生，便对邻近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人类知识与思想革新的先锋。更有意味的是，文化人类学本来是伴随地理大发现与西方资本的殖民扩张而出现的，在20世纪的发展中，却成为解构各种文化霸权与自我中心主义的有力推动者。这种解构，既包括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包括东方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民间叙事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
考察闽南地区的陈元光传说，会发现这些传说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几乎所有传说都将“蛮獠啸乱”作为叙事的起点；其二，所有的传说都有较为确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指向。如果说，前者通过有意识的话语修辞，使得陈元光的“平蛮”行为合法化，那么，后者则通过对细节“真实性”的强调，使得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历史”的性质。这种口头传述与“历史”的互渗，表明讲述者在自觉建构关于“陈元光平蛮”的史实。其实，这种关于“祖先”的历史，也正是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自己的历史，因为这些移民历来将陈元光“开漳”作为当地历史和族群历史的起点。不过，作为具有了文化人类学眼光的当代研究者，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由中原移民单方面建构起来的“历史”是否可靠？这种历史表述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权力关系？
王明珂曾指出：“在一个社会中，通常只有部分的人有权记录与诠释历史。这种历史，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5］就陈元光传说而论，中原移民与当地畲族分别处于权力与“历史表述”的两极，作为“表述者”的汉民族，显然无法传达出“被表述者”的真实声音与心态。更进一步说，历史表述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叙事，表述者通过“选择性的记忆”，建构起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这种叙事一经建立，反过来又成为自我身份合法性的确证。其实，透过汉民族历史表述的间隙，我们仍可以窥见这种权力关系的一些侧面。据明代《白石丁氏古谱》载，六朝以来，九龙江两岸“尽属蛮潦”。在民间记忆中，陈元光率众征伐闽南的原因，是由于当地蛮獠“不服王法”，其目的是“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6］。另外，福建省古称“闽”的造字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这一地区的早期史实。一些传说中，甚至直接掺入了一些与正统表述不谐调的声音。比如，在名为“陈政渡溪西”的传说中，有“陈政（陈元光之父）也听过南蛮的凶暴狡狯，却不知道他们性情豪侠重义，被欺侮的时候才野性发作”的表述；当陈政颁布了招抚措施后，“蛮族”小头目下跪哭诉道：“我们被汉人欺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官家逼得活不下去，因此聚众反抗。”［7］这些传说中，“他者”的声音尽管经过了叙述主体的过滤，不过，透过这些声音，我们仍不难发现中央王权向东南边邑的势力扩张，以及在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与边界重构。
在关于陈元光的历史叙事中，除“表述”／“被表述”的权力关系外，还有一层“文字书写”／“无文字书写”的权力关系。因为“作为控制权力的文化，其本身并非是力量本身，而是借助符号、书写、意象、记忆、意义、表征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相互组合而形成类似力的效果的非力量的掌控”［8］。在中华文明史上，汉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字，而畲族终其历史只有民族语言，却没有民族文字，这种权力关系便经由书写符号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们可以推断，关于“陈元光平蛮”的历史记忆，最初在中原移民和闽南畲族中间以传说的形式在口头分别传承，后来因为书写符号的介入，传承于中原移民的一支以“族谱”、“方志”、“碑记”的形式被不断“强化”，最终演绎为本族群的“圣典”，而后作为“历史教科书”又不断在口头传承、扩充；传承于畲族的一支，则随着本族群的迁徙及时间的推移，渐渐被淡化甚至被新的口头叙事所替代。当然，这种历史记忆并非彻底湮灭，即便在今天，可能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被唤醒。比如，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闽南一些地方的畲族支系，至上世纪末仍有不拜开漳圣王陈元光之俗，在婚俗中也有“先带孝后结婚”的传说。［9］
在历史表述中，除“选择性记忆”外，还存在“选择性失忆”，因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是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10］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除去神圣的一面外，陈元光身上还有与“圣王”身份不兼容的一面。在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二中，有一段关于陈元关的较早记载：
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绔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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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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