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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左思《吴都赋》中有“吴愉（歈）越吟”之说，《文选》李善注“愉（歈），吴歌也”。所谓“吴歌越吟”，是指江南的民间歌谣。吴歌越吟，来自江南民间，流传于江南民间乃至全国。它们是诗化的江南民间文化，是区域民间文学中时尚的风景，走近这一道道风景线，如同“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盛开”
《诗经》十五国风中的民歌或拟民歌主要采自北方，但早期的吴越地区也流行民间歌谣。吴歌越吟可溯及黄帝时代的《弹歌》，其又名《断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语言质朴自然而内容丰富，在当时可谓江南歌谣中的“一枝独秀”。
带有吴越区域文化性质的《越绝书》、《吴越春秋》，载有产生、流传于春秋时期的《渔父歌》、《军士离别词》、《采葛妇歌》等歌谣。此外，《越谣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吴王夫差时童谣》：“梧宫秋，吴王愁”（《古诗源》）等，也被人认作春秋时期的民谣。可见，早期的江南文化土壤中绽放着民间歌谣的奇葩，呈现出“花开数枝”的景象——仅从传世文献而论，当时口头传诵的民间歌谣的实况至今难以考察。
从“一枝独秀”到“花开数枝”，再到“百花盛开”，从传世文献来看，江南民间歌谣史上有两个兴盛期值得关注。
吴歌越吟的第一个兴盛期是东晋和南朝。《乐府诗集》卷44中，《吴声歌曲》题解引《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并指出：“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史》）。正是江南民间群体文化的繁盛带动了民间歌谣的兴盛。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载吴声歌曲342首，其中大多是民间歌谣，《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等最为流行，动人心弦：“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慨慷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口出真声，清新自然，是江南乐府民歌最显著的美感特色。
吴歌越吟的第二个兴盛期是明代。明代民歌被称为“我明一绝”，以冯梦龙所编的《山歌》、《挂枝儿》两部民歌集为代表，主要收录了明初至万历年间的吴歌。明代民歌远不止此，我们用多年时间编撰的《明代民歌集》，从各类文献中辑得明代民歌2500多首，内容较冯梦龙《挂枝儿》、《山歌》等专集的总和多出三分之二。明代民歌的兴盛原因之一，是民歌小调这种江南等地的民间时尚文化的广泛流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说，当时两淮与江南对于《打枣杆》、《挂枝儿》等小调“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
清代与民国时期的民歌也蔚为大观，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对民歌的整理与研究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过多次采风热潮，以江南等地为重镇的繁花似锦的中华民歌大国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当今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包括江南民歌在内的中国历代民歌，建构中国优秀民歌的传承体系，大力弘扬中国民歌的优良传统。
诗情画意的江南水文化
吴越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饮食传统是“饭稻羹渔”，交通往往是“以船为车，以桥为马”， 民居也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特色。唐代诗人杜荀鹤在《送友游吴越》诗中描写江南水乡风光：“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吴歌越吟也呈现出诗情画意的江南水文化的色彩，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乐府民歌描绘江南水乡风光，着重以“鱼戏莲叶”东、西、南、北的流动之美和明快的节奏感映衬采莲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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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6期 2011年12月1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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