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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外文献中的瓦合山
碑文所提到的“瓦合山”，藏语音读为“依珠拉”，系瓦合山脉的主峰之一。任乃强先生称瓦合山脉“为澜沧与潞江之大分水岭”，④长千余里，即是澜沧江水系与怒江水系的分水岭，山顶海拔5000多米。在明清汉文史籍中瓦合山又作“瓦合一柱拉”、“瓦合大山”、“瓦和山”、“瓦河（山）”，向以险峻、高海拔而著称，与丹达山、鲁共拉山等是由川进藏的几大险山。瓦合山在清代隶属于类乌齐宗，故碑文称“藏东南类伍齐地”，今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类乌齐县，在昌都县西北二三百公里处瓦合塘一带有“山数架，统名瓦合”，⑤即连绵六座大山统称“瓦合山”。在民国早期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所著《川滇之藏边》一书中，记瓦合山为“Wa-Ho-Chan”。⑥
较早记载瓦合山的汉文史料为马少云、盛梅溪的《卫藏图识》（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即公元1792年）：瓦合山“高峻百折，山上有梅子，烟雾迷离，有望竿合周天度数，矗立土台之上，大雪封山，藉以向导。过者戒勿声，违则冰雹骤至。山中鸟兽不栖，四时皆冷，上下逾百里无炊烟”。⑦此后无名氏《西藏志·山川》记载：“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险难行，一连四山相接，绵长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鸟兽藏迹，别是一天风景，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扎营，一夜风雪，人马尽僵。”⑧乾隆五十九年驻藏大臣和宁，在其著名的《西藏赋》中有“丹达冰城”，“瓦合魂惊”之句；⑨和宁的接任者松筠《卫藏通志》的记载大致相同：“瓦合大山，在类乌齐西南，山大而峻，路险难行，四山相接，绵亘一百六十里，四时积雪，有数十丈之窖，行其上，愁云瘴雾，日色惨淡。立有望竿堆，合周天三百六十之数，藉为乡导，戒勿出声，违则冰雹骤至。按康熙五十九年，云南官兵三百余员名，至此山下扎营，一夜风雪，人马僵仆，尽陷窖中”；⑩该书还有多处对瓦合山的类似记载。（11）
公元1839年3月离开法国赴华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Régis- Evariste Huc，1813—1860）、秦神父（Joseph Gabet，1808—1853），于1846年1月底非法潜至拉萨，他们的西藏之行被称为“发现了西藏”，（12）在欧洲引起轰动，但他们在拉萨不久就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解回四川省，他们于1846年4月中旬经过瓦合山，感觉“瓦合高原的地貌极端凄惨和令人伤感，无论目光所能望到的地方多么遥远，大家也永远只能看到雪”。（13）
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两度前往康区办公的姚莹，记录了瓦合山：“察木多（今西藏昌都）西去三百余里有瓦合山，入藏所必经也”，山上有海子，“谢都阃云，海子周四十里”，“海子中有独角兽，大如牛，过者见之以为祥瑞，蕃人谓之海神”。（14）在姚莹听闻中瓦合山海子中有“神”。之后进藏的杨揆，在《瓦合山》诗中极言山势之险峻及通行之困难，有“山灵太狡侩，刻画弄神巧”之句。（15）黄沛翘于光绪十二年成书的《西藏图考》，所收录《西招原图》组图的“图十一”的地图，有“瓦合雪山”，称“瓦合大山，在类伍齐西南，山大而峻，历一百二十里到瓦合番寨，春，多积雪难行”；之后更抄录了前述清前中期无名氏《西藏志·山川》的相关记载。（16）
晚清范铸《三省入藏程站纪》载：“瓦合山，一作瓦和。二十里过山顶，山高峻百折，上下百里无炊烟，山上海子，烟雾迷离，有望竿，合周天之数，矗立于土台之上，如大雪封山时，必藉为标记，过此戒弗出声，否则冰雹立至，山中四时俱冷，鸟兽不至。”（17）民国时期关于西康瓦合山的记载，大多沿引清代的记载，如杨仲华《西康纪要》等书。（18）
1951年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认识到“瓦合山是中路通往拉萨的必经大山之一……翻越它时稍有不慎就会被冻伤甚至饿死”；（19）“海拔6000米的瓦合山，大小五个山峰，绵亘五十多公里，需用两天时间才能翻过山去。每个山峰都覆盖着积雪，山上没有树木，气候恶劣”，（20）故瓦合山之艰险，也为入藏的解放军所证实。
（三）《有泰驻藏日记》的相关记载
碑文中的“今驻藏大臣梦琴都护有泰”即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上谕任免期从公元1902年12月2日至1906年12月5日，实际任职期三年零四个月），字梦琴，蒙古正黄旗人，驻藏大臣升泰之弟，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派为驻藏大臣，次年八月下旬从成都启程，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拉萨，三十二年被查办大臣张荫棠参奏革职，三十三年三月自拉萨起行，宣统二年（1908）七月病卒于张家口军台，年六十六。（21）“有泰驻藏三年多，于藏政毫无建树”，但《有泰驻藏日记》“记藏中礼俗，多为他书所不及”，（22）在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日记有《瓦合山神记》碑文作者余钊及该碑文撰写前后的详细记载。
日记中对于余钊事迹的记载，从二人相识开始，到日记结束的前一天止，即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元从1903年5月24日到1908年4月28日，时间近五年，是日记中记载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人物；二人共同赴藏，同被“查办事件”的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弹劾后，由光绪帝谕令“革职归案审办”，（23）之后二人于1907年4月18日启程从川藏线出藏，北上京津，之后二人又同被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有泰驻藏颟顸贪污，鉴于他与余钊的密切关系，余钊应是难辞罪咎的。余钊在《瓦合山神记》自书字为“荷生”，有泰则记余钊为“余鹤孙”、“号鹤笙”，尤以前者最为常见。
有泰日记对余钊的记载，首见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1903年5月24日）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市）二人的相会，（24）之后，日记关于余钊的记载举不胜举。不久，有泰又选定范启荣（号湘梅，湖南人）、马吉符（号竹君，安徽怀宁人，回族）、恩喜（号惠臣，八旗汉军）、吴崇光（号小瑾，江苏武进人）、江潮（号少汉，有泰日记作“少韩”，满族，曾在藏多年）等人为随员（日记称为“委员”共同赴藏。（25） 从成都起身之前，有泰与余钊等人曾多次商谈藏事，余钊曾于6月18日“携来第五号《大陆报》，内载‘藏事难办’一条”，报道了有泰即将赴藏之事；6月24日，余钊又送来关于打箭炉（今甘孜州康定）、理塘“乱党所著书并照相”，（26）以后到了拉萨，有泰、余钊经常在驻藏大臣官署或住室“大谈边务”，（27）可见余钊对于川边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从日记看，余钊对于“夷务”（洋务）也有一定了解，随行携有洋务派曾纪泽等人的著作，并曾借给有泰阅读；余钊的诗文水平也得到了有泰的赞赏，在入藏诸随员的一次唱和中有泰认为余钊和诗“为第一”。（28）有泰的随员吴崇光，著有《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也有关于余钊（“余荷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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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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