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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游牧民族的文字，其实，他们的文字对世界文化颇有影响。诚然，游牧民族原先并无文字，但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不断借用其他文字加以创造发展，只不过受政权兴衰、宗教传播影响较大，文字使用情况累有变迁，有的通行一段时期以后改用其他文字，有的竟至淹没而成“死文字”，不像农业民族那样长期使用某种文字。例如我国新疆地区，早先受佛教影响流行法卢文、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继后有源于粟特字母的突厥文、回鹘文及源于波斯字母的哈喀尼亚文和察合台文，后因伊斯兰教盛行而以阿拉伯字母创制文字。游牧民族的文字，大抵属于阿拉伯字母系统，在闪米特语中传播的主要是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摩尼文等，在非闪米特语中传播的主要是波斯文、粟特文及印度的法卢文等，但实际上也互有渗透。阿拉伯文流播最广，它随着伊斯兰教和传播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传到世界许多地方，如西亚、中亚、巴尔干半岛、非洲及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我国历史上的哈喀尼亚文、察合台文深受波斯及阿拉伯文影响，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皆源于阿拉伯文。粟特文产生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以后随着粟特人商队而扩大使用范围，在6－9世纪曾经是较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我国的突厥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都属于这一系统，早期的匈牙利文源于突厥字母。大月氏曾经借用过希腊文，进入印度后改用梵文。哥特人一度使用罗马文，日尔曼人曾使用过希伯来文。这种情况说明，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范围很广，但文化变异多于文化传承。
游牧民族能歌善舞，不同程度地影响许多国家的音乐、舞蹈。以中国为例，、胡笳、胡琴、琵琶与羌笛都是游牧民族传进来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时代，“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不惟古乐失传，就连兴盛一时的汉乐府也凋零不堪。正当中国音乐处于衰微之时，各种“胡乐”涌入中原，至隋唐形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和“十部乐”，呈现出繁荣景象。中亚的安国乐、康国乐直接传入中原，龟兹、疏勒、高昌、西凉诸乐在“西域”经过交融以后再传到内地，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部分，演变为唐代的“坐部使”和“立部使”，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新疆歌舞之所以特别迷人，是因为它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显得独特。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草原上发现许多岩画、石人和鹿石，当是马背上民族的艺术绝作。在雄伟壮丽的山岗上，往往可见到许多古朴、生动、粗犷的岩画。画中有成群游荡的野兽，有集体围猎的场面，有婀娜多姿的舞蹈，有刀光剑影的战争，有日月星辰及天神地祗，最引人注目的是古代战车的图案，它们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风情图。在我国新疆和内蒙古，在西北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及南俄草原，都发现若干“草原石人”，它以石为材，雕刻各种人像，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列市，一般立于墓地建筑物前，气势宏伟。早期石人的代表如克木齐女性石人，长颅多须的乔阿梯石人、圆颅的温泉石人等，突厥石人的形状均为中长头颅、深目、高鼻、翘须，且左手执杯状物，右手执兵器。晚期石人最大的特点是面目凶恶、简陋，后人把它说成是“杀人石”。还有一种“鹿石”，它是刻在琢平的四面体或圆柱体上的动物图像，且多半是鹿的形状，用作墓墙的角石，有人认为是图腾崇拜的对象，有人认为是巫术的感应物，有人认为是部落地望的标记。关于草原岩画、石人和鹿石的研究，广泛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更深刻的内涵正在不断发掘，它将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含义。
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意义。在世界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圈”最为活跃，它与“汉字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都有广泛接触，有时相互渗透，有时互为重叠，有时是文化传播的中间媒介。笔者在《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一文中，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文化交融，事实上已说明“游牧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的渗透与重叠。大月氏在印度建立贵霜王朝时期，佛教达于鼎盛，并支持在克什米尔召开佛教“第四次大结集”，从此佛教走出印度，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游牧文化圈”对“佛教文化圈”的推动。“伊斯兰文化圈”本身就与“游牧文化圈”有天然联系，而且伊斯兰文化在游牧民族中广为传播。游牧民族不断冲击“基督教文化圈”，哥特人不但颠覆了以基督教为主的东、西罗马帝国，而且大批哥特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阿利安教派。突厥人曾经是景教（基督教东方教派的一支）的传播者、蒙古人对基督教也特别宽容。由此看来，在五大文化圈中“游牧文化圈”联系最广，并引起许多重大变迁。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波斯帝国、贵霜王朝、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使这些古老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多年的波希战争，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西域的许多物产传入中国，并从波斯传来了袄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王朝定都犍陀罗，其地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毗连地带，与印度次大陆紧紧相连，又距地中海不远。在罗马称霸地中海时期，这里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贵霜王朝又在此大力提倡佛教，于是印度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在这里充分交融，促成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在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印度的秣菟罗艺术，把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起来，并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是继罗马帝国之后推动地中海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阿拉伯是“世界之桥”，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后，在继承埃及、巴比伦、波斯诸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希腊、罗马文化及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使地中海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不仅有广泛的陆上贸易，而且自唐代中叶以后，取代了波斯人、印度人在海上的控制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四大发明”源源传入欧洲，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也再次传入中国，除景教而外，还有天主教的方剂各会，蒙古人把它们笼统地称为“也里可温”。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主要在这一时期，在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十个民族中传播。这一时期人口流动颇为突出，一方面是蒙古人大量扩散，另一方面则是“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族。
大量事实说明，“游牧文化圈”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其他几个文化圈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传播。不过，有关这个文化圈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02期，第63３～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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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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