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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什么地方呢？前引宋琪言，平夏拓跋为“蕃姓”，南山野利为“羌族”。所谓“蕃姓”，即林宝所言拓跋氏为“东北蕃”，（注：林宝．元和姓纂［M］卷十“拓跋氏”条．）即鲜卑也；所谓“羌族”，到唐时，实际即为“吐蕃”。拓跋、野利（耶律）原本均为东北民族，但迁居西北羌地之后，同时经过了“羌化”过程。拓跋氏“羌化”程度较浅，较多地保持了原来民族的特色，而野利氏则彻底地“羌化”或“吐蕃化”，故在当时人看来，野利氏已是一彻头彻尾的“羌族”或“吐蕃”，即如《资治通鉴》卷二七六：
康福行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二七六《后唐纪》．）
又《新唐书·党项传》称：
先是，庆州有破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注：新唐书［M］卷二二一《党项传》．）
正因为野利氏同吐蕃的关系极为密切，该族的“吐蕃化”程度极深，故到五代时，人们均称“野利”为“吐蕃”，宋琪则称之为“羌族”。
不仅拓跋、野利两部在“羌化”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平夏、南山两部互为仇寇。《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其南山党项已出山者，或闻迫于饥乏，犹行劫夺，平夏不容，无处居住。……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南山或有寇攘，亦指平夏，即相非斥，互说短长，终难辨明，只益仇怨。（注：唐大诏令集［M］卷一三○《平党项德音》．）
直到李继捧附宋，李继迁举兵反宋，拓跋氏与野利氏集团联姻，“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注：西夏书事［M］卷四雍熙元年十二月条．）可以说，西夏的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夏拓跋”与“南山野利”的联盟。过去互为仇寇的两大党项集团在共同利益上携手，促使党项民族政治及军事实力骤然膨胀，而形成了以拓跋氏为首、野利氏为辅的强大的党项姓氏集团之间的军事联盟。但是，旧有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失，拓跋氏同野利氏两大集团的斗争表现仍然尖锐。从绥德地区即横山地区亦即南山地区到熙宁时仍保持“辫发”之俗即可看出，野利氏集团对元昊建国新政令的抵抗，最后野利氏家族惨遭灭族之祸及横山部落的不断叛夏，均当与两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关。
四、西夏秃发令颁布的政治目的
元昊颁布秃发令的政治目的究竟是什么？第一节归纳了三条；一是西夏之秃发是为了恢复鲜卑之旧俗；二是西夏秃发是推行党项传统发式；三是元昊想假借拓跋鲜卑建立元魏王朝的故事来模仿鲜卑人的习俗。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呢？我们试分析之。先看看第三种说法，即元昊想假借拓跋鲜卑建立元魏王朝的故事来模仿鲜卑人的习俗。这种说法的前提即是党项族不是鲜卑族，而是羌族或者羌藏系民族。我们先假定党项族就是羌族，那么羌族的发式是“被发”，而不是“秃发”。在古代，一个民族留什么样的发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认同的象征。这就是女真人入宋、满州人入关均要强制推行女真、满州民族的发式的重要原因。推行了满州、女真民族的发式，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民族认同。西夏建国的党项上层如果是羌族，他们过去蓄留的发式是“披发”，那么又怎么可能去借另一个民族的发式来改变本民族的发式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见过的怪现象。女真人入宋，颁布的第一个改俗令就是：“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注：无名氏．大金吊伐录［M］卷三《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女真人本身就是“髡发”，强迫宋人“削发”即“髡发”，是将占领民族的文化习俗强加于被占领民族，这是正常现象。而如上说，则是统治民族拿另一个与本民族无关的“发式”来模仿而改变自己民族的原来发式，这就不正常了。试想，如果党项是羌族，元昊完全不考虑自己本民族长期保存下来的文化习俗，也不考虑本民族改变其民族象征（发式）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逆全民族之心而动的蠢事，难道元昊会去做吗？因此，我认为，元昊模仿鲜卑人的发式改羌族之“被发”为“秃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论如何也讲不过去的。有人根据文献上有西夏将宋人“髡而囚之”的记载，就称西夏人视“髡发”为耻辱，是侮辱的行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将宋人抓起来关进监牢“髡发”，这一“髡发”是执行古代的一种刑法，专用于囚徒。这种“髡发”与元昊颁布的秃发令之“秃发”完全是两码事。前者髡，是将全部头发剃光，是一种惩罚，后者髡或秃，只是薙去部分头发，成为一个民族象征的发式，两者之内涵及外形均无相同之处。张云博士称：“秃发之俗，并非党项人自有，故须以法令行之。大约在不久以后，已不为人们所遵循，甚至成为侮辱的行为。”（注：张云．略论外来文化对西夏的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1990，（3）．）这应该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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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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