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是一部集中讨论国家与民俗之关系的民俗学专业的学术文集。本书所收论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9篇论文分别从民俗学的学术史与观念史、现代性、民俗与基本国情的关系、民俗文化保护政策、公众民俗学等不同的角度切入，主要聚焦于理论性的思考，大体上相当于是对国家与民俗这一民俗学课题领域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第二部分共17篇论文，则主要是分别以研究者各自的个案或专题性的实证研究，来探讨国家与民俗这一课题领域的不同层面或侧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它们大体上相当于个案研究的积累与实证检验性的探索。第二部分的论文，具体地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小单元，分别从节庆假日、口头传统(民间文学)、民俗宗教和信仰祭祀仪式、民间习惯法传统等不同的专题及角度出发，试图彻底揭示国家与民俗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及其本质。

　　刘晓春博士的论文“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以学术观念史的立场简要陈述了欧洲早期民俗学历史上的浪漫主义传统得以形成的历程，揭示了这一传统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特点，指出浪漫主义的民俗学传统以怀旧的心态看待民俗，将民俗理解为自然的和真实的，同时往往倾向于认为在地方性的乡俗文化中内含着民族的精神或共同意识。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实际上指出了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乃是构成民族国家之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吕微研究员的论文“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集中探讨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历史上“民间”等范畴的基本意涵，在将民间理念作了一番深入的中西比较之后，作者认为“五四”以来的民间范畴具有底层性、体制外的民间性等语义，伴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本土转换，民间范畴进一步具备了阶级、劳动人民等语义，甚至还被象征性地转换成为本土现代性及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原理。作者明确地指出，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农民为传承主体的民间文学(其发展的目标即“国民文学”)终于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同时，也成为了(多)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地方性资源及其象征。

　　对于刘锡诚研究员“民俗与国情备忘录”一文，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如采风传统)的文脉中去理解，作者突出地强调了民俗作为基本国情之组成部分以及民俗之在促成群体、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尖锐地批评了“左”倾意识形态对民俗文化的错误态度及其导致的各种恶果;指出人文知识界长期以来对于下层民俗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轻视导致其无法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作者深入浅出的论说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深刻的文化忧患意识以及对民俗研究之应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殷殷期待。彭伟文的长篇论文“方言、共同语与民族国家——略论中国共同语的推广运动”，详细地梳理了清末至新中国长达100多年以来官话、国语和普通话之作为国家“共同语”的逐渐形成及其推广运动的具体历程，指出了其在中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在共同语作为跨地域、跨族际交流工具的功能之上凝聚的国家题识形态的意义。作者认为，作为民俗与地方性文化之载体的方言和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将会长期存在很多复杂的问题。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除了政治体制和民族经济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国民文化的建设了，应该说涉及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几乎所有命题都直接、间接地形塑或制约着国家与民俗的关系。加治宏基博士的论文“中国的世界遗产政策与民俗文化”，是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内外政策。作者指出，中国对内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对外提出追求“和谐世界”的外交方略，同时为了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政府对内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对外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及文化行政往往是作为政治的一个侧面发挥功能的，近年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条约的前提下，中国出现了自上而下地将各种民族民俗文化重新定义和建构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向。另一位日本学者田村和彦的论文题为“民俗学视野中的日本民俗文化保护政策”，则主要是从民俗学认识论的角度，对国家与民俗这一课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不应把国家和民俗看作是各自领域中固有、自在的事实，否则就将无法澄清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本质，他主张从新的亦即“民俗观”的角度来接近这一命题。在回顾了民俗学的知识体系得以成立的背景之后，指出了存在主义民俗观的局限以及建构主义民俗观的合理性。作者通过对日本经验的归纳和对一个日本山村的个例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地域社会的民俗在受到来自外部的定义和定性评价(例如，受《文化遗产保护法》之定义和规范的影响)时将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认为正视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民俗学重新思考的出发点。

　　美国学者杰伊·麦克林(Jay Mechling)在其论文“论多元文化社会的民俗共有与美国认同”中，关注到美国社会的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民俗与文化的共享因素，尽管探索共享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涉及意识形态或权力，但知识分子仍需要有勇气寻找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空间以揭示美国人文化共享的意义。作者相信，理解民俗共享的意义对于民俗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作者具体地是通过对“民俗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理论及方法进行反思来探索新的学术空间，指出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并认为此类合作在身份认同等问题上将对人们在多元社会中和平、公正地生活的理念与实践做出贡献。安德明博士题为“美国公众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的论文和杨利慧博士题为“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的论文，可被看作是一篇更为全面地介绍美国公众民俗学(或“公共民俗学”)的论著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公众民俗学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界逐渐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它主要是指对民俗加以展现或应用的实践活动以及关于这类实践的理论探讨。安德明博士指出，公众民俗学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备受争议，长期受到学院派民俗学者的批评和排斥，但正是在与学院派民俗学的争论中，美国民俗学得以就纯学术与应用的关系、学术研究的目的、民俗学在当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成果最终巩固了公众民俗学的地位。作者通过具体案例(例如，史密森美国民间生活节的实践活动)说明公众民俗学对于美国的社会政策、公共教育与社区建设、文化传统的保护与传承以及美国认同的建构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利慧博士的论文对公众民俗学的实践成就与理论贡献进行了归纳，指出公众民俗学的应用实践为民俗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动力。正如作者介绍的那样，公众民俗学者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系统的文化干预”，此类干预自然会给社区的生活、政府的有关政策以及公共领域、大众记忆和文化认同等均带来颇为复杂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有关国家与民俗之关系及其机制的各种专题及个案研究的论述，前已述及可分为4个小单元。第一组6篇论文集中探讨民俗学的基本领域亦即节庆假日的有关问题。左玉河研究员的长篇论文“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详细论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政府推动废除旧历运动的过程。放弃中国传统的阴历，采用国际通用的阳历并将其称为“国历”，这无疑是政府致力于国家转型、与世界接轨的重大战略性举措。作者指出，一个沿用了数千年并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时间制度体系，实在是无法仅凭激进的政府命令而能够马上被消解的，因此，废除旧历运动导致政府与民众在历法问题上的尖锐对峙与冲突。作者认为，政府采取的政治强制性举措显示了移风易俗的决心，但仅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还会引起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反感与抵制，所以，政府在推行具有移风易俗性质的社会变革时应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高丙中教授的论文“文化自觉与中国节假日制度的改进”，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现当代的节假日制度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在对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的形成与演变脉络予以概括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现当代中国的节日体系具有一种二元结构(官方节日与民众节日)，一些全民性的重大节庆活动却没有得到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可。在对现有节假日制度作了深刻反思之后，高丙中教授基于对传统节日民俗之文化价值的判断，还就如何改进现行的国家节假日制度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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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