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3期8版“历史学”文章之一。
“黄帝纪年”是与中华人文始祖相关的历史纪年方法。“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前即清末时期,以及当代有两次讨论高峰。百余年来“黄帝纪年”的两次倡行,虽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却又有着共同之处,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亡国灭种之际 盛谈黄帝纪年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纪年改革的热议,尤以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最为倡行。最早使用黄帝纪年者为严复,他在1898年出版的《新史学》杂志中发表了《有如三保》一文,使用了“开国自黄帝至今四千三百八十六年”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最早倡行黄帝纪年者为刘师培,他在1903年正式发表了《黄帝纪年说》(《黄帝纪年论》)。他说:“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他认为,康有为倡孔子纪年,是以“保教为口实”,而他倡行黄帝纪年,是以“保种为宗旨”.他还谈及使用“黄帝纪年”的三大好处:一是“黄帝之前,历史事实少,孔子之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二是“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三是“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公纪年用黄帝,则君主专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他在最后所署的时间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刘师培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积极的响应,一时以黄帝纪年为热潮,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以及《江苏》、《民报》等刊物,也都改行黄帝纪年。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1912年1月2日),通令各省的电文中云:“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之初达到高潮。在共和政府成立之际,明确阳历革命酝酿过程中,最为畅行的是“黄帝纪年”.
在清末的十余年间,黄帝纪年虽然成为革命时尚,但对于黄帝纪年的起始之点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如严复说以1898年为黄帝纪年4386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88年。刘师培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61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711年。《江苏》等刊说以1903年为黄帝纪年4394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491年。同盟会祭黄陵文说以1908年为黄帝纪年4605年,则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7年。宋教仁依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文献考证,以1905年为黄帝纪年4603年,并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而广为流传,也为孙中山通电所采用的说法,其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98年。因此,黄帝纪年在辛亥革命后未获采用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对黄帝起始年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一点单靠传统文献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世纪末的炎黄文化研究高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炎黄文化的研究形成了高潮,这一高潮有如下若干标志:一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正式成立,并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炎黄文化研究会。二是各地对炎黄为代表的人文始祖资源的开发,并以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为代表的黄帝祭拜活动最具代表性。甘肃天水、河南淮阳的伏羲祭拜活动,湖北随州、湖南炎陵、陕西宝鸡的炎帝祭拜活动,河南内黄的颛顼、帝喾祭拜活动等,具有较大的影响。三是编辑出版了《炎黄文化研究》等专门刊物,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河南新郑出版了《黄帝故里通鉴》、《黄帝故里志》,陕西宝鸡出版了《炎帝志》等,均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尤其是《炎黄汇典》的出版,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在炎黄文化研究与开发热潮中,中华文明与历史的纪年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以及测年技术的诸多学科专家协同攻关,于2000年正式发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了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代纪年为公元前1600-前1046年,西周纪年为公元前1046-前771年。目前正在推进的文明探源工程,也正在进行基础性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黄帝纪年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是学界与民间关注的重点,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依照文献,推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600年。河南新郑学者赵国鼎,于2003年出版了《黄帝甲子纪年表》,提出黄帝起始年为公元前2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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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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